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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太上之道”诠义
2020年10月27日 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旭 字号
2020年10月27日 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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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称汉代道家巨著《淮南子》为“绝代奇书”,而《原道》则是这部奇书“二十一篇”里最具道家“道”论“奇”彩的一篇。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正是在《原道》中,全面继承、扬弃、会通和熔铸先秦老子、庄子、黄老之学的“道”论思想,出于大一统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理想诉求,重新阐释与贡献一种更为宏阔深远、具备经世致用色彩的汉代新“道”论。《原道》中关于“太上之道”的哲学思辨、阐论,对此有着充分的理论反映,能较为精要而显明地体现出《淮南子》一书“道”论的要旨、特点、价值和意义。

  围绕“太上之道”,刘安等人在《原道》中从四个层面进行理论阐释:一是总论“太上之道”的哲学要义。《原道》在论及“太上之道”时,首先概要地指出:“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从本体论、生成论的高度论述了“太上之道”的至高无上的根本意义。“道”之为“太上”,根由就在于“生万物”“成化像”的世界生成作用,《原道》所言实际上是对老子“道生万物”思想的承袭,而且其所强调的“道”在万物生成过程中体现出的“不有”“弗宰”的本质特征,也是对老子“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思想的完全接受。可以说,作为汉代道家少有的“道”论专篇,《原道》用简练扼要的文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与强调了先秦道家“道”论所具有的世界万物的生成意义。而这也是刘安等人论“道”与老子有“异”的地方,即《原道》论“道”从始至终的关注点、出发点、落脚点,都不在“道”“名”关系的哲学思辨上,而是突出显现“道”“物”关系的生成蕴涵。刘安等人对“道”的这种诠释取向,与汉代统治阶层将老子玄思之“道”落实在国家政治发展之中的理论需求紧密契合。在很大程度上,“道”的现实运用及效果,是刘安等人更为关切的内容,也是其系统阐发黄老新“帝王之道”的内在动因。就此而言,“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实则是《原道》对“太上之道”的本质定义,也是其“道”论的核心枢要所在。

  二是阐明“太上之道”的实践功用。《原道》对“道”的生成意义的阐发,既重视形上的理论层面,也强调形下的具体把握,因此紧接对“太上之道”的哲学界定,《原道》指出:“跂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用世间万物的生灭存亡、演变发展来具体诠释“道”的生成实践功用。《原道》此论,回应了其开篇伊始所言:“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二者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具体描述“道”的万物生成功用,揭示出“道”独一无二的“创世”意义。与篇首论“道”不同的是,《原道》对“太上之道”的论述更具理论性,哲学思辨意味更浓。实际上,《原道》是从“道”何以“物化”的具体世界图景与“道”何以“生成”的抽象哲学诠释两种视角出发,系统阐发自身的“道”本体论,为《原道》全篇,乃至于《淮南子》全书奠定了汉代“道”论的理论根基。尽管刘安等人更为重视“道”何以为“用”、何以能“治”的时代性实践问题,却并未忽视先秦老子以来,道家对“道”的形上思辨与阐发,而是试图以后者为根本的理论观照,重新审视和进一步发掘论述“道”在汉代“大一统”王朝政治发展中的丰富的形下意涵,力求使之能与汉代统治阶层的黄老治国诉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三是诠释“太上之道”的辩证旨趣。《原道》论述“太上之道”,没有简单停留在概念界定与功用把握上,而是更进一步从道家辩证思维出发,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理论阐发。《原道》云:“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着眼于“得”“用”、“收聚畜积”“布施禀授”、“旋县”“纤微”、“累”“堕”、“益”“损”、“斫”“杀”“凿”“填”等不同角度,《原道》深刻阐明了“太上之道”的根本性、至上性、永恒性,突出其不与物同,但又生物自显的本体、本源意义。也因此,《原道》最终回归形上的哲学玄思,试图从最大程度上把握“太上之道”的存在特点及状态,其云:“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从中可见,与老子一致,刘安等人同样认为“太上之道”的本质特点是“无形”“无象”、“虚”而“不屈”、“刚柔”“阴阳”兼具。这种对“太上之道”所具特点的哲学思辨与“楚辞化”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使《原道》论“道”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性,表现出先秦以来道家所独有的重在“冥思”“体悟”的直觉思维。

  四是显现“太上之道”的道治理想。《原道》对“太上之道”的论述虽然较为简要,文字不多,却极富思想意蕴与文字美感,深刻表达出刘安等人代表的汉代道家所憧憬追求的理想的“道治”境界。在刘安等人看来,因“道”而“治”是理想的国家发展理念及模式,因此西汉统治阶层理应深入领会和把握“道”的“用不屈兮”“应无形兮”的治国妙用,从“治道”和“治术”两个层面将“自然”“无为”的道家治国思想充分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太上神化”“唯神化为贵”的理想之“治”。需指出的是,《原道》论述“太上之道”的文字出现在“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与“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执道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这两段突显道家“游”论的文字之间,并非偶然,其实质是对“太上之道”哲学化表达“道治”理想的理论呼应。因为无论是“泰古二皇”的“得道”之“游”,还是“冯夷、大丙之御”的“执道”而“游”,都是对理想的“人”“道”关系(也即“君”“道”关系)的理论诠释。如果说“游”在先秦庄子那里,彰显出的是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境界,那么在刘安等人的“道”论中,则被改造转化为体现“帝王”治国理想的新意涵。能够“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的“太上之道”,其“卷舒”“俯仰”中所隐含的“游”意,于此也便显而易见。《原道》对“太上之道”的哲学阐发里,实际上深刻寄托着“太上”“神化”之“治”的治国理想,这也是刘安身为“王者”,对西汉统治阶层继续发扬光大汉初以来的黄老治国理念,实现道家“治世”的政治期待。

  综上而论,《淮南子》对“太上之道”的思想诠释,根源于老子,对其“道”论有着深刻的认同与接受,但《淮南子》重视“太上之道”的世界万物生成过程及具体表象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庄子、黄老道家的影响。立足“形上”之“道”,面向“形下”之“道”,从玄思的“本体论”走向实践的“生成论”,将“太上之道”塑造为内在适应西汉统治阶层治国理政需求的“帝王之道”的哲学根基,是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赋予《原道》篇的根本理论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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