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69年前（1945年）的9月9日，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当时，我的父亲顾毓琇教授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参加了典礼。而12年前（2002年）的9月9日，父亲以百岁高龄辞世，为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9月9日恰恰又是教师节，父亲毕生教书育人，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联合政府教育部次长，为民族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每当教师节，总会勾起许多抗战时期的学子对他的怀念。

　　父亲于1902年诞生在江苏无锡老家。1915年考进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 1923年由清华选派到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电机工程，只用四年多的时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于1929年回到祖国，先是在浙江大学担任电机科主任、教授，两年后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占沈阳，不久，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他曾亲率中大师生到南京火车站为十九路军送行壮志。他当时感到，“这些勇敢的战士中将有不少人再也无法回到南京了”。于是，将旧作剧本《荆轲》付印单行本。公元前三世纪，荆轲便是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出征的。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他又写成四幕剧《岳飞》，热情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初以单行本印行，1932年7月又出版了《岳飞及其他》，包括《岳飞》、《项羽》、《荆轲》及《苏武》四本古装话剧，“吸引了很多心地善良、满怀爱国热忱的读者”。

　　1932年8月，父亲回到母校，创办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1933年1月起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

　　在教书和不断发表科学论文的同时，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形势，使他难以平静。1933年春，受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将军的委托，他组织清华师生研制了防毒面具。后来他回忆说：原先“政府购置之防毒面具来自意大利，橡皮在北方寒冷天气下即开裂，不能用，前方急需防毒面具。……为此首先需要活性炭吸收毒气，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机械工程师（顾毓瑔），任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一个是化学工程师（顾毓珍），他们共同合作，以海外华侨捐赠的椰子壳为原料试验成功。装满了椰子壳的车皮源源不断运进清华园。为适应华北（尤其是长城以北）的严寒气候，我们不用纯橡皮为原料，而是把橡皮当作衬料夹在两块布中间做成橡皮布，眼口处则以锡箔片压制而成。为此我们还采访了制作香烟铁罐的专家，取得了打孔机以备大规模生产。我们从清华招募了大批青年男女从事相关的志愿工作，包括载上防毒面具从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房间内穿过，以完成最终试验”。就这样，清华师生为北平华北分会制作防毒面具八千具。1937年冬，又为绥远傅作义将军制作一万具。1937年2月父亲亲自送到傅作义将军处，后又一起庆祝百灵庙大捷。

　　1935年12月9日，清华和其他北平大中学生为抗议日本侵略及华北特殊化（日本制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掀起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29日清晨，宋哲元派宪兵五百名到清华园，当晚又派兵三千包围清华园，镇压学生运动。父亲从梅贻琦校长住所骑自行车前往大门，拟与带队军官接洽，要求撤兵，中途被宪兵阻止并挨打，而此时，一些学生领袖如姚依林、蒋南翔等分别躲藏在父亲的同事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中，以后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日后说：“此‘一二·九’事件应为清华学生运动之可纪念者”。

　　1936年冬，清华开始将一些重要图书和科学仪器秘密转移到华中之汉口。父亲与叶企孙教授共同承担了这一艰难的使命。所有迁移必须严格保密，书籍和仪器半夜在清华附近的火车站装车，列车还得在不被日军间谍侦探到的情况下一路驶抵汉口。在父亲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协助下，两批图书仪器，每批十列车，每车约四十箱，得以安全转移，以后为西南联大所用。其中，他在清华负责新建的无线电研究所定购的一批用于制造电子管的设备，刚刚在清华装配完成，也运到了汉口，并立即在汉口广播电台投入使用，为宣传抗日救国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