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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刚:林格伦童话和瑞典税收
2018年09月14日 09: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丁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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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税收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福利的主要财源。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瑞典《每日工业报》一篇报道诙谐的计算:瑞典人从年初工作到8月14日,其间全部收入都要用来交税,8月15日以后的工资才归自己所有。当然,对于个人来说,收入越高交税越多,高收入富人缴纳的税率甚至可以超过其收入的80%。这种高额的累进税率曾一度激起强烈的反弹。

  以《长袜子皮皮》蜚声世界文坛的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1907—2002),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士,但1976年她却站出来反对社民党的税收政策,原因是按照当时的累进税率计算,那一年她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竟高达102%。女作家为此写了一篇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能写儿童读物的长鼻子女巫,荒唐的统治者命她交纳102%的税,很明显是在讽刺政府的税收政策。这篇童话发表后,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导致执政40年的社民党在后来的大选中落败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长袜子皮皮的故乡,人们对“交税” 这件事有相当高的接受度,这首先和他们享受到的公平的社会保障相关。对此我有切身体会。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瑞典做记者,有一次车库门坏了,便打电话请了维修工。很快,一位男子就上了门。他测量后报价很高,又死活不愿降价,我便说可以不要发票。没想到男子一脸严肃地表示,他可以降价,但不能不交税。他想交税,是因为他们全家都享受到了很好的社会福利,三个孩子上学不用交一分钱,就是因为大家都交了税。

  他说的一点儿没错,瑞典人确实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我刚到瑞典时,也和当地居民一样办了一张医疗卡。卡上记载着所有看病的花费。如果在一年之内这些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累计超过1800瑞典克朗(当时约合人民币2000元),再看病就全部免费。买药同样如此,无论药品本身值多少钱,病人只需付固定费用。用药越多,价格越低。这样的医疗福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连我这样的外国人也不例外。

  瑞典法律规定,夫妇均享有产假,总共16个月产假中,父母双方各有3个月专属产假,另10个月可自由分配。除了带薪休假,政府每月还为父母提供免税的子女津贴,每个孩子每月1050瑞典克朗。如果你有一个以上孩子,还可获得额外的大家庭补助,每增加一个孩子,补助的数额会随之递增。在这里,任何人上学都免费,如上大学,政府每月还会给3000瑞典克朗的生活费。退休后的瑞典居民均能享受由政府提供的老年护理服务,等等。

  尽管有“福利病”,哪怕免不了“高福利养懒汉”,但瑞典人还是宁愿接受高税收。据说到2030年,瑞典的税收还会有所提高,但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仍然愿意更多地交税,以便能不降低医疗、教育和养老服务的水平。这和瑞典人的人生观、生活观相关,在瑞典人看来,社会保障是人的基本权利。

  瑞典人自觉纳税的觉悟,主要来自于二次分配的公平。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住房和公共设施,这些需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重新分配的领域,瑞典都有严格的法律,确保高度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同所有的瑞典公民一样,国王也是法定纳税人,他每年也要向王宫所在的那个市的税务局申报个人财产。国王的报税单对外并不保密。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私人财务》杂志曾派记者去查阅过国王的报税单。朋友还给我讲过一个全民医疗保险的例子。他说,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瑞典用税收支撑的慷慨的福利保障体系,建立在全民享有、公平分配的基本原则之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曾对瑞典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少国家派人去瑞典学习,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做到像瑞典那样“平等”,无法像瑞典人那样执着地追求“平等”,甚至有时已经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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