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秩序的发展，需有相应的国家秩序的进步，也需家庭、家族和亲情网络秩序开放支撑——

　　秩序升级与治理变革

　　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只是一种高度扩张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高度扩张的形式化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扁平化的，而且是高度货币化的，也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它大大解放了人的身份束缚，从而大大增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进而让个人的市场价值得到了巨大提升。它不仅可以让人的远期价值得到实现，如通过金融杠杆来贷款买房，从而不依靠父母的积蓄来买房，而且可以通过今天的储蓄来为自己的老年筹款。这些都是金融市场的作用，它让资源可以在时间维度上得以扩展。当然，从空间来说，因为存在金融市场，人们可以随时把本地的资产处置并更换成货币资产，然后迁移到其它地方去工作，然后再购买新的资产。金融市场让任何传统上无法移动的不动产变成了可以移动的货币资产，这就在空间上让人摆脱了原有家庭和家族的束缚。“拼爹”在本地很重要，但离开了本地，在遥远的他乡，更多的是拼自己的才能。

　　人虽然是流动的，但人不可能永远处于流动的状态中。金融市场自身依然有风险，在货币价值无法得到稳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的条件下，尤其是当经济不处于长期稳态反而出现了线性增长的情况下，现在的储蓄实际上很难支撑未来的养老。而金融市场的发达，往往导致房地产价格高昂，这让父辈以较低的价格购得住房，而下一代却很难一开始就能够承受高额的房贷压力。

　　前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政府的养老保障计划，也就是现收现付的方式，让这一代人养活上一代人。但未来的下一代人能否养活现在的这一代人，还是一个未知数。很多模型已经推导出，很多国家的现收现付养老模式总有破产的一天，而不得不让退休年龄大幅度延迟，才能让养老计划得以延续，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补充性的个人账户方法。这说明，金融市场和政府，虽然能够替代家庭和家族，但在其自身不够保险的情况下，家庭和家族，尤其是社会自身的力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更何况，金融市场自身只能提供货币化的养老模式，货币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很多东西，住房服务、养老服务等等。但是，住房服务并非是纯粹扩展秩序的宾馆式服务，它是较为长期的居住和生活，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和社区的形式出现的。在此情况下，家庭和社区服务，依然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服务，虽然和市场有关系，但它和纯粹扩展的市场不同，是一种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市场服务，而很多家庭服务，是市场服务根本无法替代的。

　　从秩序角度来说，人是群居的动物。群居，就需要有秩序。从时间维度来说，人类的秩序有原始的秩序，后来有国家的秩序，到现代社会发展了市场秩序。从原始的秩序到国家的秩序，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上的帝国创造了主要的古代文明。从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到现代扩展至全球的市场秩序，它创造了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秩序替代原始秩序、国家秩序，是人类的进步。但从空间维度来说，现代人基本上生活在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秩序中。这三种秩序不仅决定了个人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更决定了现代社会、现代经济和现代国家的成败。这些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公共治理是否进步。单方面的市场秩序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国家秩序的进步，也需要有充分发达的家庭、家族和亲情网络构成的原始秩序。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大批企业家，一大批成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一大批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很多都是世传的，如音乐家家庭多产音乐家，企业家家庭多产企业家，但即使不需要世传，也需要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支撑。而在专业共同体中，这些人实际上依然是有身份等级的。

　　所以，从秩序的维度来看，在历史上，空间上，原始秩序、国家秩序和市场秩序，既共时并存，又的确有过冲突，并且与其相关的很多思想也会出现冲突，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秩序一直处于这场战争的下风。在西方，这一格局自亚当·斯密开始有了改观。在中国，则是始自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重视。

　　当前，市场秩序的价值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市场秩序依然需要原始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支撑。在这个方面，关键是让各个秩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给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让这些秩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兼容。

　　因此，政府需要实现治理变革，不断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原始秩序也要实现其内在治理结构的变化，从传统封闭的家庭和家族发展到具有自由开放的权利结构的公共治理结构。至于市场秩序，则更多的是一个扩展的抽象规则的秩序，这一秩序同样兼容家庭、家族，同样兼容传统社会，同样兼容亲情网络。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公天下”的结构，这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仅不与市场经济冲突，反而在君子不器、天下为公的公共治理结构层次，支撑传统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治理变革。当然，儒家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实质性的转型，从传统家族和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变成了现代公共治理的思想资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