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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困境下的西式民主及未来民主多样化走向
2018年07月06日 09:00 来源:《红旗文稿》2018/13  作者:张君 字号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民主;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全球

内容摘要:近年来,民粹主义风潮席卷全球,既广泛发生在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在美、英、法等欧美发达国家里接连上演,这反映出民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民粹主义、民粹思潮的热情讨论。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民主;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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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民粹主义风潮席卷全球,既广泛发生在印尼、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也在美、英、法等欧美发达国家里接连上演,这反映出民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民粹主义、民粹思潮的热情讨论。作为内生于西式民主政治的一种负面倾向,民粹主义很容易导致西式民主政治走向“劣质化”。《生死民主》一书的作者约翰·基恩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形式和倾向,它是当前民主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对此,除了探究民粹问题本身外,还要反思这一波民粹问题因何而起,又会对未来的民主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利于我们把握本来,赢得主动。

  一、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全球化的本质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涉及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等多种要素的跨时空运动,而流动加速的结果是时空压缩,全球逐渐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场域。全球化是多层次多面向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当前正面临历史性挑战的这一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基于资本和政府力量的双重推动。这期间,经济全球化的确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它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生活大改善。这里仅以贫困人口变化为例,过去30多年里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累计大约减少了11亿。然而,如今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过去,全球在贸易、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迹象,增长动力明显不足,随着工业4.0时代的临近,世界经济结构却又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而全球发展失衡,则让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呈现。在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的同时,人们对其质疑、批评乃至反对的声音愈来愈大,焦点则在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利益分配不均衡这一全球性难题,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内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如果要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不仅要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国家,还要具体分析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群体,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得失的相关方既要看国家层面,也要细化到国家内部的群体层面。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绝不应该是抱怨的一方,发展中国家也并非个个受益。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其形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大量零部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弱化了传统分工的国家界限,分工主体由国家过渡到企业,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分工类型逐渐从产品和行业的国际分工转向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借助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利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之相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来参与国际分工,而有些欠发达国家则被世界所遗忘,根本没有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格局从来都是向高端倾斜,甚至完全由高端环节所决定,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属于普遍性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表现不一,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主要是亚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打破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天花板”,突破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顺利地推进了技术转移并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之相比,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则依然徘徊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公平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分享到全球化进程的应得红利。

  在国家内部的群体层面,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流动更为便捷,资本的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几乎所有国家里都出现了赢家通吃的现象,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由此日益拉大。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处于金字塔顶端1%的富人,在借助全球化进程获取超额资本收益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0年间增长超过60%,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社会阶层。根据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的报告,自2015年起,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持的财富总值,已经超越其他所有人的财产总和。在发达国家内部,尽管财富总值不断上升,仍然有全球化进程的输家。其中,最大输家是中低收入阶层或者叫“低中产”人群,主要是工人和工业领域的雇员,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他们的实际收入在1988-2008年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这一人群在产业转移和人工智能的双重挤压下,或者丢掉了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来维持生计。而在中国、印度、印尼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大约有4亿人之多。据世界银行粗略估计,1988-2008年间,这些“新中产”的实际收入增长了约80%,仅中国就有大约1.5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达到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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