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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经济起源
2018年07月31日 09: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钟飞腾 字号
所属学科:国际关系关键词:秩序;精英阶层;服务业;美国;全球化

内容摘要:特朗普政府执政20个月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深刻体现出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进一步发酵后的持续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对与其霸权秩序相匹配的美国社会知识体系构成重大冲击。美国国际国内政策失衡二战后各个阶段,一些美国学者不断贡献智慧,增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晚近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美国主导的这套国际秩序的国内基础才是关键所在。

关键词:秩序;精英阶层;服务业;美国;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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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执政20个月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深刻体现出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进一步发酵后的持续影响。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对与其霸权秩序相匹配的美国社会知识体系构成重大冲击。

  美国国际国内政策失衡

  实际上,与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密切联系的“特朗普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其中,国内妥协和国际扩张之间的脱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二战后各个阶段,一些美国学者不断贡献智慧,增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晚近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美国主导的这套国际秩序的国内基础才是关键所在。例如,1982年,国际关系学者、多边主义概念的重要提出者约翰·鲁杰认为,美国精英在海外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特别是对盟友开放市场,援助欧洲、日本,进而拓展美国海外利益,都离不开美国精英阶层在国内对中下层民众的妥协。事实上,美国中下层民众愿意支持美国精英在海外的行动,主要原因是这些行动有利于美国民众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旦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中下层不配合上层精英,那么美国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就难以持续。为此,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明确告诫精英层,要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特朗普履任美国总统之后,对西方世界冲击最大的一点就是放弃美国坚持了70余年的这套理念。特朗普震撼西方社会的原因,并非简单的上层权力斗争,而是涉及根本性的政权更替。美国的精英阶层似乎第一次无法实现自己的选举意志,这不得不让人再次思考美国国内出了什么问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需要重新认识美国的成功之道。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埃利森近期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强调,美国从来不是必然维护开放的国际秩序,其最为看重的还是国内秩序。

  考虑到特朗普不断退出诸多国际协定,而国际制度是多边主义的重要特征,埃利森的观点引人深思。可以预期,随着特朗普相关政策的持续出台,我们还会有各种打破常规认识的新判断。这意味着需要根据实践来掌握动向,而不是凭借旧知识体系中的一些假定去推理特朗普的下一步政策。

  过度金融化与传统秩序的崩溃

  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看上去“有章可循”,充满“确定性”,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只需要跟随并支持这种秩序。其他国家要么加入这种秩序,要么处于边缘地位。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重创,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更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总量看,尽管美国自身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并未发生显著下降,但是新兴市场占世界经济份额大幅度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衡量,2008年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首度跌破50%,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上升至51.2%。在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时的2016年,发达国家占比已经跌破42%。显然,这意味着美国精英阶层在海外获取利益不如以前容易,其输送给美国中下层的利益不得不压缩,由此带来精英与平民阶层的矛盾。

  此外,相较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人均GDP增幅要低,人民生活质量变化不大。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富人占据着财富的较大份额,其中下层民众的获得感就更差了。尽管信贷宽松、股市与地产价格上扬带动的财富效应提升了个人的消费意愿,但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个人消费放缓,2009—2014年平均增速只有2.2%。因此,在美国精英阶层眼中政治正确的全球化,反而逐步成为美国中下层民众贫困化的重要“推手”。

  西方社会对全球化认识出现分野

  纵观西方社会可以发现,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观点已经出现明显分野。英国强烈“脱欧”,特朗普对其盟友发动贸易战,而欧盟和日本则签署支持全球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内部对全球化完全有着不同的认识。那么,其背后原因何在?

  服务经济的兴起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到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高于服务业,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仍是实体经济。从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金融服务业的贡献超过制造业。到2010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占比上升至39.2%,而制造业占比却下降至11.1%。由于高端金融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就业率的下降。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类似,金融服务业占比从1980年的5.7%上升至2010年的20.4%,制造业从1980年的29.4%下降至2010年的13.7%。因此,从1980年起,英、美两国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更是进入了一个服务业过度金融化的阶段,但大量的劳动力却被压缩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各行业中。

  日本的情况却迥然不同于英美,1980—2010年间服务业占GDP比重虽然从57.8%上升至66.3%,但市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始终在40%左右。也就是说,推向市场的服务业占比是相对下降的。尤为关键的是,在日本的市场服务业中,贸易和销售类服务业仍占绝对主导地位,2010年金融服务业占比14.5%。日本的服务业构成中,上升幅度较大的是非市场服务业。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没有出现民粹主义,反而继续支持推进全球化。欧盟的情况与日本相似。

  由此可见,过度金融化而非制造业外流,才是导致英美民粹主义大规模兴起的重要原因,而这又可以归结为精英阶层的贪婪、冷漠和短视。“特朗普崛起”等现象,意味着部分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必须重温19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作者简介

姓名:钟飞腾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职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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