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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再思考 ——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分论坛综述
2018年08月14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冯瑶 字号
所属学科:国际关系学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政治学;国际关系

内容摘要: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印太战略步步紧逼。面对既扰乱国际经贸秩序,又大谈“深化合作”的美国做派。

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政治学;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冯瑶/摄

  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印太战略步步紧逼。面对既扰乱国际经贸秩序,又大谈“深化合作”的美国做派,如果仅限就事论事的政策分析,可能会一头雾水。在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分论坛研讨小组中,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漆海霞副教授主持,从崛起争霸角度入手,对中美关系及未来走向等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再思考、再探究。

  战略收缩时的同盟管控与制度之争

  同盟关系一直是国际格局中的重要现象,直接影响到国际体系的性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通过列举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对同盟管控的典型案例,总结出霸权国在战略收缩时同盟管控的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他指出,谈到同盟管控,美国学者多集中在“连累”和“抛弃”问题,大国怕被小国连累了,小国又怕被大国抛弃了,研究涉及盟国战略需求、双方实力对比、同盟战略意图等。如果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二战前的同盟往往是权宜之计,可以理解成霍布斯文化下的同盟,二战后是洛克文化下的同盟或者是在国家主权有较大保障前提下的同盟。因此在考量基于扩大利益和权力手段的同盟关系时,核心问题聚焦在崛起争霸过程中的控制成本与平衡收益上,霸权国的战略收缩就是阶段性的成本管控。政治学中的最小化获胜联盟法则,讲的就是霸权国在确保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并不期待同盟越大越好,盟友增加意味着维持同盟体系的成本增加,同时意味着霸权国对同盟国负担的义务增加。

  崛起国的实力上升实则意味着霸权国的实力相对衰弱。回顾冷战时期的实力对抗,这种情况多次发生,霸权国通过不同程度的战略收缩来对同盟关系进行重新管控。周方银教授认为,霸权国如何在降低维护成本、减少国际义务的目标下,保持盟国对自身支撑的有效性,避免同盟涣散,是其在战略收缩时面临的最大挑战。结合案例分析,他给出了三个影响因素。一是霸权国战略收缩速度与盟国支持力度的平衡,二是黑天鹅事件的有效管控和预案应对,三是霸权国的内政压力导致被迫作出外交调整。目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正在变味成“美国唯一”,不断地退群,甚至以此来当做和盟友解决经济纠纷、讨价还价的筹码。面对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权力转移,中国应尽量避免与美国加剧战略竞争,选择变通策略不失为一种明智。

  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竞争理论的再思考

  美国的战略思维存在一定惯性,研究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战略历史,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势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讲师从战争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竞争理论的两个方面,一是与遏制战略相关的大战略框架,二是冷战中期与军备竞赛相关的战略竞争理论。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随着档案史料的公开解密而不断完善,加上电子资料、数据库等互联网信息的方便快捷,使得军事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文本分析,而是更注重思想和行动的相互影响,包括组织文化、决策机制等。

  首先,李晨谈到了对遏制战略的三点反思。一是作为大战略框架,明确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尤为关键。遏制战略的决策者不断强调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不能因为战略的需要而牺牲保卫本国利益的目标,这也是美国对苏争霸中成本控制的一大原则。二是遏制战略在冷战初期的转型升级过程,从局部、政治主导的遏制转向全面、军事主导的遏制。乔治·凯南的战略框架只是把苏联的威胁定位成政治挑战,但是从1949年开始的一系列突出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根本看法,专家视角、社会舆论以及政治生态的三方互动更加剧了这一战略风险。三是成本和风险之间的扩进,从凯南遏制战略的低成本、高风险转向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倡导的高成本、低风险。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把核武器作为解决成本和风险的方案,结果又出现了新的困境,刺激苏联在核武器上继续追赶,战争升级风险大大增大。

  其次,冷战中期,在大国竞争框架已经明显且军备竞赛长期持续的背景下,美国正式提出战略竞争理论。李晨给出了判断军备竞赛的三点标准,与日常的竞争性军事现代化相比,一是双方的作战体系针锋相对,二是军费开支不断飙升,三是整个国家战备水平不断提高。具体谈到冷战中期的战略竞争理论,他强调,战略重点是着力拉大美苏之间的非对称性和提升知己知彼的战略文化认知,关键问题是提高美国的竞争效率。降低本国的竞争成本,抬高对手的竞争压力,这就是“成本强加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y)的实施目的。从美国关于“空海一体战”“第三次抵消战略”的讨论到在南海上的行动、提出印太战略等等,可以看到其日益明显的“成本强加”逻辑。美国对华“成本强加战略”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复杂的挑战,对其研究有助于中国深入理解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逻辑、边界和目标,为保持战略定力,制定针对性应对措施,有效整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新时期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哲博士后作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发言,试图回答研究中遇到的困惑。新时代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区别于一般理论上的公共产品概念,成本由全球或者区域内的国家承担,但是服务同时具备全球性和区域性双重特征,外溢性明显,需要重新定义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他发现,当前的文献回顾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度和三个经典模型上,但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特殊性。集体行动的困难、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西方学者一再强调以上经典模型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几乎不存在一个行为者愿意去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所以这种产品通常会供应不足。由于存在搭便车行为,霸权国的衰退不可避免,而且为了长时期保持公共产品的供应,霸权国往往付出远超职责内的费用,蒙受额外损失而导致加速衰败。反观中国的做法恰恰就是吉尔平认为“几乎不存在”的角色,并且欢迎各国搭中国“便车”。从历史上成功的供给经验来看,在既有体制下创立新的公共产品比较困难,不管是成本还是失败率都很高。而中国从有作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越是问题多、挑战多,越有机会创立并提供新兴公共产品。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背景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国际格局的演变,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广泛分化;二是地球环境边界和科技革命,包括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等九项边界条件;三是全球经济结构和规则的重塑,低增长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陈哲认为,中国公共产品供给变迁,可分成三个阶段。融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从孤立到慢慢融入主流国际体系;嵌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2年,中国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全球治理当中,初步尝试供给公共产品;深度融合阶段,从2012年到今天,中国开始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在路径选择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概念层次,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新理念的提出;二是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搭建合作交流的互通平台,三是实体机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

  最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对上述发言进行点评。他肯定了此次研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结合会议主题归纳出今后研究值得关注的四个方面。一是核时代与非核时代的权力转移差别。二是意识形态之争和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权力转移差别。三是全球化条件下和非全球化条件下的权力转移差别。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以往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权力转移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冯瑶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漆海霞副教授主持会议。本网记者冯瑶/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讲师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哲博士后发言。本网记者 冯瑶/摄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点评。本网记者 冯瑶/摄

  

作者简介

姓名:冯瑶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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