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天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7，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课程与教学系

　　内容提要：涂尔干关于实用主义与社会学的追问今逢一个世纪。对此世纪之问“接着讲”并“对着讲”，目的不再评判社会学与实用主义之高下，而在陈述(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可能动向。作为一种行动哲学，(古典)实用主义质疑“本质主义”真理观，破除对理性的膜拜，强调“有用即真理”。承续古典实用主义基本教义的新实用主义，实乃一种反本质主义，强调事实和价值不可分离，以及实践的优先性。(教育)社会学在经历“定量纯粹主义”与“定性纯粹主义”等类似之争的过程之中及之后，初露建基“实用主义”之上的“混合方法研究”的端倪：表现在学科性质的“兼有论”、研究方法的“综合论”、研究层面的“贯通论”、因果认识的“假设论”及研究取向的“问题中心”等多层面、多侧面、多方面。

　　关 键 词：(教育)社会学 方法论 纯粹主义 实用主义 综合方法研究

　　一、“实用主义”的所指与能指：兼谈问题意识

　　1913-1914年，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巨擘涂尔干在法国索邦大学作了一个关于实用主义(被称为其时“唯一流行的真理理论”)的系列演讲，并集结成书《实用主义与社会学》。其中他言道：“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实用主义怎么能够把带有这么多缺陷的学说强加给众多心灵呢?”怀着这样的疑问与使命，他通过深入“敌后”(号召听众通过把“我们自己变成实用主义者，先把我们内心各种反驳意见放在一边，……找到实用主义的威力所在时，我们才可以重新返回自己的立场”)而力图知己知彼，论证“社会学高出实用主义的地方”，那就是：“社会学视角的优势，就在于能够促使我们去分析那些令人敬畏的事物，即真理”。①P111-114为此，涂尔干的演讲涉及社会学的问题很少，大部分讲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认为“实用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理问题”。涂尔干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三个基本论题：真理是人的真理；真理是不同的可变的真理；真理不是既存实在的模本。对此，他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的命题已经变成把我们带回功利主义的公式，实用主义理论就是逻辑功利主义。而近百年之后，新实用主义的旗手罗蒂则对此一一进行了反驳。②

　　在实用主义复兴并走强的今日，我们是接着涂尔干讲——论证社会学高于实用主义的地方，还是“对着讲”——冷静反思涂尔干当年的评论是否中肯?抑或持中陈述个中沧桑之变?无论如何，都需要认真对待实用主义对教育研究、特别是对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然触碰“实用主义”这个“模糊、含混和被用烂了的词”，③P243无疑是自讨苦吃。但不无必要：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像“实用主义”这般引起歧义的概念是不多见的④P209——无论是实用主义与传统哲学之间的争斗，还是古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之间的争执，抑或古典实用主义三杰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之间的争奇，遑论新实用主义两翼罗蒂(左翼)、普特南(右翼)之间的争论。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大概是除马克思主义之外，中国人最熟悉的哲学名号了，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实用主义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⑤和“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④P3而撂荒了学理探讨，乃至遭遇严重的“误读”。⑥

　　“实用主义”诞生于1970年代，至今经逾百年历程，非但没有销声匿迹，且新人新作不断。二十世纪头30年是其繁荣时期，被誉为美国的“国家哲学”，体现了“美利坚精神”。二十世纪30-50年代，在欧陆分析哲学(主要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冲击下，伴随着杜威之死，实用主义之古典时期结束，退居萧条期。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分析哲学的逐渐实用主义化和新实用主义的兴起，实用主义重新崛起，大有重振雄风之势。就此而论，“实用主义”似乎是美国的“专利”，这一概念似乎有特定的所指。但自诞生以来，围绕“实用主义”的争论本身就说明，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能指。两个典例可以佐证：一是实用主义的鼻祖皮尔士在发明了“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个词以后不久，曾鉴于其被滥用、推销和庸俗化而另创了“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一词。⑦P28二是实用主义的另一位奠基者詹姆斯(亦译作“詹姆士”)1907年汇集其近两年演讲稿为一书《实用主义》，而其副标题却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这说明，即便在实用主义奠基者眼里，“实用主义”也无非是一个用来表达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而已，并非什么“专利”；甚至不是个十分精到的名称，以致不如改为“实效主义”这样孤陋的词，免得被滥用。

　　尽管“实用主义”充满歧义，但这里还是可以取其最大公约数以资利用。实用主义作为对传统哲学的反动与改造，它“原是美国本土哲学，是一种注重具体研究，注重实际效用，强调实践重于理论，强调认知中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哲学”。⑧实用主义的基本涵义是：它是一种行动哲学，“有用即真理”是其根本原则，甚至可以说实用主义就是逻辑功利主义；它强调对理性的攻击，破除对理性的膜拜，宣告绝对真理的合法性危机，质疑从古希腊至今人们孜孜以求的世界的“本质”及“本质主义”真理观。承继上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新实用主义者如罗蒂和普特南更是表达了如下基本思想：③P243-251⑨P138-160⑩P7-28实用主义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事实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道德和科学之间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区别；在哲学中实践是优先的，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接近真理。

　　中国有无“实用主义”?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实用主义美学》认为，中国哲学和实用主义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哲学在根本上是实践的。(11)无独有偶，我国哲学家李泽厚基于对“经验合理性”的概括和提升，提出“实用理性”用以阐述我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之特点，他也认为人类经验来于“实践”。(12)P3-54倘若再取皮尔士“实效主义”、詹姆斯“有用、便利、令人满意、兑现价值”(13)P11之实用主义的精义，并虑及杜威来华讲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⑥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无防说，中国不失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度，“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成王败寇”、“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才是硬道理”，诸如此类的表达都是再好不过的生动写照。撇开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常道或口号不论，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反本质主义)、真理观(无绝对真理)、价值观(事实和价值相互渗透)、认识论(反对镜式反映论)等思想，均可资借以描述和分析教育社会学学科论、特别是其方法论的某些突出特征乃至动向。而这，似从教育社会学的基础学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说起为宜。

　　二、从“定量—定性”研究方法论之争说起

　　从社会学发端伊始，就存在着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两种主要取向或曰范式。(14)迄今，这两种主要研范式业已发生过多次高下优劣之争，以至人们常说，超越了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解释主义社会学)，社会学可能会更好；但忽略了涂尔干和韦伯，社会学一定更差。所以，我们要不断或直接或间接地回到涂、韦二位奠基者所创始的社会学两大传统。

　　实证主义范式强调定量研究方法，多采用数学模型、统计表和图表等形式。建构或解释主义范式则主张定性研究方法，多采用民族志散文、历史陈述、第一人称描述，或采用照相、生活史、小说化的事实、传记等形式。因此，关于这两种范式的争论有时亦被称为定性/定量之争。“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在这场‘范式’(即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或信仰体系)争论中袖手旁观而不必表明立场”。(15)P2-3在教育研究领域，争论的火药味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领域。其中，“定量纯化论者”(quantitative purists)主张，教育研究者应该剔除其偏见、奉行价值中立，认为去时间、去情景的通则化既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16)他们秉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不相容论”，认为应该关上二者之间对话的大门。(17)在另一个极端，“定性纯化论者”(qualitative purists)则性质同种方向相反地坚称，去时间、去情景的通则化既不可欲亦不可能，(16)其旗手古巴(Guba)断言，实证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定量方法论已经不再可信，它与诠释主义(亦即古巴所言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存在根本性的不和，一方排斥另一方宛如“相信地球是圆的排斥相信地球是扁的”一样(18)，是一个“只能二选一”的命题。(19)P80纯粹论的双方均视各自的范式为研究的理想，他们或明或暗地拥护不相容论——认定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连同其方法，不能也不应混合。定量/定性之争是如此分裂地形成两种研究文化，以致教育机构毕业的研究生们踌躇满志地寄望在学术或研究圈谋得职业时无助地发觉他们不得不效忠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研究学派。(16)

　　这两种范式之争波及多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的“战场”，包括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价值论、通则化再到因果联系、推论逻辑等方方面面，其中主要的是“现实的本质”(nature of reality)和“因果联系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casual linkages)，(15)P3-9见表1。

　　当然，表1所列两种范式各自的公理或原则，也许只是范式“清教徒”(“范式斗士”)们基于“范式纯粹”(paradigm purity)(15)P10心理而刻意提纯的结果，其秉持的信念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范式上、进而在建基其上的方法论上是格格不入的、不相容的。但也有研究者如谢立中从反面指出，这些范式和方法论之间并无那么大的分歧，他用“现代主义社会学”来指称实证主义社会学、诠释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诠释社会学(以及批判社会学)作为现代主义社会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和范式，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其共同点至少包括：给定实在论；表征主义；相符真理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20)P3-10其中，前三个构成了罗蒂等人所说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镜喻”传统，后两个则构成了德鲁兹和瓜塔里等人所说的西方思想中的“树喻”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谢立中所说的、包括“现代主义社会学”在内的“现代主义”哲学和科学思潮的基本信条。

　　三、从两极到折中：走向实用主义的混合方法论

　　凡事大抵物极必反。当定量、定性纯粹论者走向极端之际，也就是拐点出现之时。面对“方法论纯粹主义者”双方的激烈争论，“和平主义者”提出了“混合方法论”(亦称“混合方法”或“方法论混合”)，采取“范式相对主义”和“相容论”的态度，从单一方法论的执著走向混合方法的折中，从两极走向中庸，从对立走向融合，方法论上的纯粹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日趋少见。这些范式之争的和平主义者也称为实用主义者。其中，许多有影响的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分歧被强调过头了，二者之间的裂痕并不像“纯粹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巨大和深刻；(15)P10“不相容论”实乃一个僵而不死的教条，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认识论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均不存在不相容；(21)不同的研究范式可以共存于“混合方法研究”之一炉。(22)

　　应该看到，研究方法(论)之争、范式之争的根基是哲学观之争，均不脱其背后“铸就什么是知识、真实及其达成方法”的哲学假设。(23)一如有学者指出，正是在哲学领域(the philosophical domain)，综合方法的问题(the issue of combining methods)才经常变得富有争议，导致了“范式战争”(paradigm wars)。(24)P3-13为此，在哲学层面上，实用主义者不得不与范式斗士的不相容理论筑垒对抗，这一理论所依据的是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联性。为了对付这种范式—方法的关联论，豪(Howe)选择使用另一种不同的范式：即“实用主义”，其主要原则就是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相容论。(21)而摩根(Morgan)更是阐发了一种“实用取向”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新主导范式，既作为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的支撑基础，也作为一种引导人们从形而上关注到方法论关注转移的方法。(25)

　　对研究者而言，一个重要的哲学追问与方法论考量就是关于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作为混合方法论之哲学与范式之根的实用主义主张，应该是“研究问题主宰，而非范式或方法为王”；“方法必从之于问题”。实用主义者更看重的不是所应采用的方法，也不是支持这些方法的世界观，而是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坚信“通向目标彼岸(研究问题的解决)的方法论道路并不是既定的”，力主避免方法论纯粹主义之“方法的暴政”，采信“有用即可”的实用主义教义，断然拒绝在解释主义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被迫选择。甚至认为，最优异的学者总是对其所提出的问题切思在心，而对所用具体方法论或方法背后的范式则洒脱不羁。(15)P19-21宣称教育研究领域“混合方法研究”范式时代已经到来的约翰逊和奥韦格布兹在声言“我们拒绝不相容论和二选一取向的范式选择，我们推荐一种更多元、更兼容的取向”的同时，并身体力行，在吸取古典实用主义(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和新实用主义(罗蒂、普特南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据实总结和开列了实用主义的一般特征，兹辑要(见表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