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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引领区域文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上海、汉口为例
2020年03月30日 18:41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涂文学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Regional Culture:A Case Study of Modern TianJin,Shanghai and Hankou

 

  作者简介:涂文学,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湖北 武汉 430056

  原发信息:《史学月刊》第201810期

  内容提要:由于城市在地理、生态、经济等方面对所在区域的背负和依托,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区域文化发生同构、认同现象。但至近代,随着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逐渐成为独立于乡村存在的异质实体,城市文化也实现了对区域文化的全面超越,显露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并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风尚,丰富、提升了区域文化的内涵与品位,引领区域文化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

  Due to cities' bearing and reliance on their residing regions in the geographical,ecolog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urban culture inevitably correlates with regional culture in structure and cognition.However,up to the modern times,with the advan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e city gradually became an heterogeneous entity independent of the countryside.Urban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rpassed the regional culture in all aspects.It influenced the social fashion of the region.It enriched and elevated the contents as well as qualities of regional culture.It lead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关键词:城市文化/区域文化/认同/超越/引领/辐射/urban culture/regional culture/cognition/surpass/lead/radiation

 

  城市对区域文化的引领和辐射自古而然,“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锦”。汉代曾经流行的这首歌谣就十分形象地描绘了都市文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和带动。晚近以来,随着现代城市化运动的深入推进,不仅吸引大批乡民移居城市,而且使传统乡村文化向都市迁徙,逐步演进、同化为都市文化。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由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整体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一 区域背景与城市文化风格的生成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这是因为城市不能脱离于区域环境而孤立地存在,其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与所在区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某种同一性。因此,城市文化便不可避免地烙上区域文化的烙印,形成城市文化最基本的个性特色。这种个性印记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具体形式如语言、艺术样式和民情风俗,而且更深刻地体现于城市人的性格特征之中。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促成,首先是城市背负地域形成的自然的地缘关系;其次是因为主要接纳周边移民而形成的天然的亲缘关系;再次是因为地缘与亲缘关系所带来的城市与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往和密切互动。这里我们以天津、上海、汉口为例子,来看看津、沪、汉三个城市的文化风格与其所处的区域文化背景燕赵—华北文化、吴越—江浙文化、荆楚—江汉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

  近代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吸引大批乡村人口移居城市,一般而言,近代城市都是移民城市。城市虽然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区域,表现出人口集聚多源性特点。如天津“土著者少,流寓者多”,“军民商贾虽云杂遝,屈指版图,土著仅十之二犹歉”①。上海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来源国际上包括40多个国家,国内则涵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18个省区。“在沪之人多系客居,并无土著”②,上海华界1934年非上海籍居民占75%,到1936年更增至76%③。汉口“居民几乎全部是周围地区的人”④,“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⑤,其地域来源包括湖南、安徽、江西、四川、云贵、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

  尽管如此,城市移民的地域来源在数量比例上仍然是有所侧重的,即由于交通、经济联系、灾荒、战乱等多重因素,城市吸纳本地区的居民所占比例总是大大高出其他地区的移民。在明代中叶,天津的安徽、江苏移民较多,几占天津人口的46%。但这不是自然移民的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军事强制性移民所造成,是一种官、军籍移民。到了清代中叶,南方寓居天津人口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北方各省,尤其是附近郊县移居天津人口明显增加,已达15%。到了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北方各省,尤其是河北移民逐渐居于天津移民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一些工业部门产业工人来源调查表明,由河北来的工人已占绝大多数,如地毯工业354名工人中,河北籍有326人,织布工人中,河北和山东籍工人占比达94.32%⑥。在商业领域,华北移民亦逐渐取得相当优势,“河北冀州人多地少,灾荒兵祸不断,许多农民离家寻求生路。他们刚来天津只是做小商贩等小本生意,以后逐渐成为冀州帮,在天津的五金、竹木等行业有很强的实力……迁居天津者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反馈到原籍后,产生强烈的诱惑力,吸引农民来城市。正如当时流行的谚语,‘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⑦。

  上海城市移民中江浙地区的移民占多数。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作者研究:上海的非上海籍人口中,人数较多的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和福建等地。其中江苏和浙江两个省籍的人口占了非上海籍人口的2/3。1885年,上海总人口中,约20%来自广东,40%来自浙江,37%来自江苏。而到了1935年,原籍广东的人只有4%,而来自江苏的占比为53%,来自浙江的占比37%,江浙合计占比达到90%⑧。由此可见,外来人口构成了上海人口的主体,而且大都来自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省份,其中尤以来自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浙江为最多。

  汉口城市移民的主体是黄陂、孝感、天门、沔阳、汉川等江汉平原一带的商民、船民及灾民。据近人研究,汉口最早的移居者可能是黄陂、孝感人。“汉口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⑨清代中叶,“汉口商业持续繁荣,规模日渐扩大。不同层次的中国人都大量涌向这个城市……为了他们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受到吸引来汉口的人几乎都是来自狭义的‘长江中游大区’:湖北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南的西南部。但是,最多的还是来自附近的湖北诸县乡村”⑩。据汉口市政府秘书处编纂的《汉口市政概况?公安》(1932.10—1933.12)统计,1933年,汉口全市总人口共768859人,其中来自湖北本省的移民有54160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0.44%。由于本省移民迁居汉口后大都聚居一处,因此逐渐形成黄陂街和沔阳街、咸宁码头、鄂城墩、天门墩等移民痕迹甚重的地域性街道、码头名称。

  津、沪、汉所处的上述区域背景及以所在区域原居民为主体的城市移民,使城市文化在形成自己风格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移民在区域文化与城市文化中所起的中介性负载作用是最为明显的,他们不仅直接引入原居住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且将一些文化样式也带入城市。天津的评剧与冀州帮有直接关系。汉口的楚剧与汉剧最早便是由黄陂、孝感、黄冈、荆沙一带的移民戏班引入的。“盛行于上海一带的戏曲多源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戏曲,这也是与上海居民江南一带占大多数的情况相结合的。”(11)上海的戏院绝大多数都是江浙人经营并上演当地戏曲,“这些小戏院全沪总算起来,有六十余家,扬州戏占了半数,绍兴文戏有十余家,淮戏(除扬州外大江以北名曰淮戏——原注)十一家,最少的就是宁波滩簧,只有三四家。小戏院的开设,都是在小菜场附近,他们的票价很便宜,有一毛钱或十七八铜元就可听一次。小戏院的设备是十分简陋,除了几张破布景外,还有十几套由石路买来的旧戏衣,又雇用了五六个人,甚么售票、查票、后台管理等,差不多每家都是这样,每一家戏院的演员只十八九人,串演一出戏的时候,往往一个人扮两个角儿等,看起来好像教化子打架”(12)。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使城市文化在语言、艺术样式、体裁、题材、内在风格上形成独到的地域风格。以语言形式来说,天津话语境准确,干净利落,咯嘣脆;上海话既干脆直接,又生动灵巧,虽语调平缓,但语速较快;汉口话率直嘹亮,俚俗少文。这些语言特点显然因北方方言、吴侬软语和楚腔汉调的影响而来。语言风格又直接影响地方戏曲风格,流行于天津的京韵大鼓、评剧,以北方话为底调,具有字正腔圆,高亢嘹亮的特点,而用吴语演唱的绍剧、沪剧、越剧等,则大多婉转悠扬,低吟浅唱。“汉剧的唱、白中多土音,外省人听不懂,当然是如情理中的事,就是湖北人,也常是甲地人听不懂乙地人演的戏。”(13)

  在艺术风格上,津、沪、汉所代表的南北文化差异更是十分明显,即使是同一剧种在城市里经过文化改造也显示出风格差异。最突出的是京剧。天津和上海同样是近代京剧重要的演出基地。但天津京剧似乎继承了北方京剧(北京)的正宗,而上海京剧则在艺术形式上受徽戏的影响,在内容上更掺进了江浙一带奢靡习尚和崇尚华丽的审美趣味。因此,一经传入后便对其做了诸多改造,形成奢华炫丽、舞台翻新、彩绘布景、表演火爆的所谓“海派”京剧。而流行于汉口的楚剧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地域色彩也十分明显。一是戏曲语言是所谓“汉腔”;二是在内容风格上粗俚鄙俗,所谓“言辞粗俚即是之谓”。

  天津、上海、汉口三城市所处区域民风不同,性格各异。天津属于燕赵——华北文化系统,地方志书描述其风俗民气是,重农崇俭,人性劲悍、尚侠重义、敦厚钝重、喜结朋党、游手之徒颇多……上海则处于吴越——江浙文化系统之中,其民风人性是经济丰庶,文化学术氛围浓厚,人性轻扬飘逸,精明机变,长于计算……汉口为荆楚——江汉文化系统所包围,其民情风俗为锐于治生,学风较盛,热衷政治,精明少信,信巫重祀……这些地方的民风和民气对津、沪、汉城市市民性格潜移默化,施加影响,林语堂曾经对这三个地区的国民性格有过形象描述,关于北方—天津一带人的性格,他写道:“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天津城市市民的性格自然受北方人整体性格影响,外表粗犷,为人厚重,言语幽默。所谓“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14),特点却是因循守旧,受传统宗法观念和民间宗教思想影响严重,导致近代对西方文化与沪、汉市民价值与行为异趋。林语堂认为江南——上海人又是一种类型:“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林语堂笔下的江浙人与上海人的形象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商人+才子型。外表纤巧,头脑精明,思维敏捷,胆小怕事。这正是江浙一带自然条件优越,生活富足,长年丰饶,衣食无忧,商贸发达,文风昌盛等经济人文环境而养成的细腻、敏感、热情,好表现、讲排场、喜享乐、重养生、圆滑世故的国民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上海几乎全部承接。鲁迅指出上海的文人是“才子型”的(15),大致反映其性格特性。林语堂对汉口人也有有趣的描绘:“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16)这里所讲的汉口人显然受到古代楚人和近代江汉一带民风的影响,精明中掺杂着狡诈,有蛮气且性格火爆,急功近利热衷于短期行为,善于接纳包容外来文化却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等等。上海人与汉口人在性格特征上从总体上区别于北方文化体系的天津人:精明而富于商业头脑,较为开放善于接纳外来文化。这些都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其明显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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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涂文学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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