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学术形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值得追求的，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开放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和促进作用。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多元性，无疑能够为不同观点的平等对话、建设性的争鸣、彼此的宽容提供共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献学问题上，应该重视文本，但又不可迷信文本；应该重视文献学方法，但也不可迷信文献学方法。矫枉过正同样是不恰当的。试图通过文献学方法，借助于新发现的文献学事实来揭示出“另一个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只是基于对现有的马克思文献的过度不信任而做出的一种虚幻的假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那里，马克思及其哲学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但当我们沉湎于这种反思和研究之后，面对现实问题，还能否拥有或具备像马克思那样的反思和批判现实的能力？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多样化；文献学方法；研究对象；运思方式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1－0007－0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多样化问题

　　前些年，国内学术界曾经提出并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它是现实性的，是一元的；另一方面，作为学术探究的对象，它又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可以展开不同观点的对话、争论和研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可以被适当地、相对地区分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这里着重谈谈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学术形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值得追求的，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开放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和促进作用。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形态应该形成多样化的格局呢？

　　首先，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做出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从而为多样化的阐释提供了原初根据。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其内涵都是丰富的而不是贫乏的，它必然地包含着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这就给出了多样性诠释的文本基础。以中国思想为例，韩非子就说过：“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譬如，“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西方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离世后，就出现了所谓“新康德主义”，其中也有分化，如“马堡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的分野。黑格尔学派随着它的创始人黑格尔的去世而解体，衍生为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其实，马克思作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中潜含着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这本身正是一种思想或学说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表现。

　　其次，解释学背景的不同，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不同的学术形态提供了依据。时代的裹挟不能不影响到哲学的建构和诠释。麦克莱伦指出：“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1]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哲学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这当然包括时代氛围对哲学家思想的决定性影响。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2]黑格尔这段话的本来意思是说离开时代精神的哲学不过是个人的偏见，它只能意味着偶然性，而不可能具有并表征必然性。但即便是就时代对人的预先决定而言，黑格尔此话也是正确的，因为人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的确带有宿命的一面。我们在对某种哲学加以选择并诠释之前而先行有效的期待视野，说到底正是由我们自己的此在性塑造的。恩格斯把“哲学”理解为“科学”的幼稚状态，所以致力于追求哲学的科学化。这的确折射出实证主义时代的理论偏好。孔德就把人类文明的演进划分为宗教、形而上学、科学等三个阶段，而科学不过是哲学的替代者，而且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替代者。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时代的需要塑造并决定着解释学的期待视野。例如，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就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时代诉求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新的历史形式，即心灵层面的异己化或人在心灵层面上的无家可归的命运。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进行文化批判。按照麦克莱伦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最显赫的成就在美学领域”。[4]法兰克福学派把社会得以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诗意化的出路上，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浪漫化一途。而且，它在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充分发挥了马克思哲学中的“人”的线索。这一解释学传统同东方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后者发挥了马克思哲学中“物”的线索，从而形成了物质本体论的解释学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反经济学倾向”。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如果说马克思的心路历程经由哲学走向经济学的探究，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即由经济学返回到哲学。对此，安德森指出：“两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5]阿兰·弗里曼也认为：“作为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机械的——的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转向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关注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美学领域的异化理论，同时却忽略了像格罗斯曼(Grossman)或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这些人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6]而他特别批评了所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将此倾向(即指轻视经济学的倾向——引者注)推向极端，将美学批评从其所谓的机械唯物主义陷阱中解放出来”。[7]这种转向除了理论本身的原因(如对于第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过分夸大经济决定论的反弹)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乃在于时代本身的新特点，即人的异己化命运在晚期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形态——由肉体层面的异化过渡到精神层面的异化，由此决定了对治的方案，不得不更多地从精神层面着眼。

　　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大体上与全球性问题的提出相伴随和同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大卫·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等。这一思潮是为了回应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传统。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重要学者之一，福斯特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人类与地球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全球性危机这个现在被普遍承认的问题，并且这些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反应。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社会科学往往没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所涉及的如此众多的问题”。[8]鉴于这种困难，福斯特援引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作为有效地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可能策略，从而参与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

　　最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者，人们各自的禀赋、学养背景、文化积淀、研究方法和路数、学术兴趣和偏好等因素各有不同，在解释活动中也会作为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理解，进而形成各不相同的解释学传统。解释学内在地蕴含着宽容精神，它为解释活动中不同的可能性提供合法性。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而仅仅在于为不同的诠释得以存在的权利做出辩护罢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问题上，没有谁能够占有和垄断真理，定于一尊。真理只有在开放的、对等的、充分尊重对方的前提下，通过深入讨论和建设性的对话才能达成。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版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不同的诠释方法、不同的诠释路数、各种可能的学术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平权的，它们共同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趋向逼真性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学术生态群落的确立，有赖于不同学派的形成。而学派的根本标志在于作为学术共同体内核的“范式”的建构。应该为不同研究范式的形成，创造适宜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学者的责任是原创性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在研究中逐步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和独特模式。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得益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对此毫不隐瞒，并始终以“黑格尔的学生”①自任。而“辩证法”(dialectics)的原初含义就是“对话”(dialogue)。正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才使得苏格拉底能够扮演“真理助产士”的角色。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9]这个意义上的对话，是建设性的，是真理诞生的条件而非障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放性问题，恩格斯晚年在给格尔松·特里尔的信(1889年12月18日)中写道：“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0]他在给奥·倍倍尔的一封信(1891年5月1—2日)中曾提到“社会主义科学”，并指出：“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11]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氛围日益宽松，但在讨论中也还偶或存在着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不和谐情形。这种情形无疑是极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性呈现和创新的，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学术形态的真正诞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同外部思潮进行对话，更迫切的是也需要内部对话，这是它保持自身开放性并达至真理的重要前提；而维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形态的多样化及其张力，乃是展开这种内部对话的必要前提。学术讨论应该就事论事，而不应该追问动机，因为在学术争论中，动机如何并不妨碍问题的真实性。那种诛心之论是非常可怕的，是有损于学术事业正常发展的。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的多元性，无疑能够为不同观点平等对话、建设性争鸣、彼此宽容提供共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