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其“总体精神”可以看作是一种“弱纲领”，一种比较宽泛的包容性更大的界限性的概念。它以承认马克思文本中的异质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多种“面相”为基本前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从一个根上发源但有着多种分杈的理论总体，总体精神就表现为一种总体的质的规定性。我们现在所谓的“范式转换”，是为了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回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的轨道上来，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的胸襟和境界。它要求为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条件。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精神；范式转换；创新

　　作者简介：马俊峰，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成果之多、势头之旺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理论流派，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当代形态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自然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而正是这些“不同”、“差异”甚至对立的见解，为争鸣提供了基础，其相互间的辩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矫正国人长期形成的怕“多”厌“乱”而宁肯“定于一尊”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正如市场经济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权利意识显化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态势一样，表现在社会意识方面，理论家们的权利意识也明显增强，理论的多样化、个性化、异质化成为一种常态性存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多种面孔的“马克思”取代了以往的一种面孔的“马克思”。借用德里达的话说，马克思成了一种“幽灵”，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有着不同“面相”的存在。可以这么理解，这种关于马克思的“多”与“一”的矛盾不只是在当代中国存在，而且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此，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也如此；若往前追溯，列宁与第二国际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此观之，如何合理地理解和正确地对待这种现象和这种矛盾，就成了一个很严肃也很严重的问题。

　　一、为何要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

　　任何一种伟大的学说，在其创立者去世之后，都难免遭到被误解、被歧解的命运。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其后世都宗派林立；新康德主义老早就分成两派；黑格尔死后，新老黑格尔派各执一端，争得一塌糊涂；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没有哪一个内部不是歧见多多，枝杈迭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更为突出和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政治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政治斗争的内在逻辑必然加剧理论论争上的决绝性，彼此都在争夺旗帜，证明自己是正根、正统或合法继承人，指证对方不仅歪曲马克思的原意而且简直就是对马克思的背叛。在共产党执政之前，这种理论分歧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如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中国“左倾”主义泛滥的年代，这种指证可能就直接演化为政治上的“清洗”。这种通过政治“清洗”或强行统一化的结果，是在一定时期和国别范围内出现了“统一”，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只是增添了一种或两种比较畸形的“马克思主义”而已。一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强行的“统一”不仅难以维持，甚至被彻底颠覆。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天下一统”或“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似乎将来也不可能出现。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景观：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分化着的多样化形式而实现着自己的扩展或发展；另一方面，距离马克思的时间和空间越远，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相”与原初原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性似乎就越小。一方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都以为自己是真传正统，是体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的嫡系传人，指斥与自己的理解不一致并反对自己的流派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看来，这些争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的争论，彼此都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支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能否也从一种旁观者的超越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并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在我们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否能对其他国家或国内其他派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予以一定的承认？我们能否有效地克服根深蒂固的理想化的“纯”“一”心态或情结的蛊惑，理性地、宽容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异质化、多样化的问题？

　　这些都是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同样地也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都有着自己的哲学，而且正是通过这些哲学理论集中地表现着自己的理论立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们都声称自己秉持的是马克思的“真精神”，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但彼此之间却扞格抵牾以至于形成不同的话语系统而难以进行必要的对话交流，相互指责和批判远远多于平心静气的商谈讨论和取长补短。这种“窝里斗”造成的内耗严重伤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和吸引力，实在是一种得不偿失、亲痛仇快的行为。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马克思主义比起自由主义，比起一些宗教力量来，并不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相反，倒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需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队伍，需要形成马克思主义最广泛的同盟，这既是政治上、实践上的要求，也是理论上扩大影响的需要。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版图中，马克思主义，以及这样或那样认同或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基本上都归属于左翼势力的范围，而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左倾”主义或极左派历来是危害最大的一种力量。政治上的“左倾”主义往往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联系在一起，以“纯粹”、“纯洁”为旗号，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主张当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把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其他同志都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就会对他们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从组织上进行“清洗”，以实现队伍的纯洁性。这种极左思潮及其思维方式遗毒很深很广，非常难以消除，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它的表现。比如，一些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是完全排除异质性多样性、只能有一种理解的统一性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的理解或某个官方权威的解释才是正根，是真传，是本真的正统嫡系，与之不同的观点都具有“异端”的性质。一些人总担心多样化的理解会威胁到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所以力主动用或借助政治力量来解决理论观点的论争。或许这些同志在思想动机上也是真诚地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但他们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和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主要是针对这种不合理的观念和心态的，同时也是呼吁，在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弱势地位的条件下，为了壮大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和力量，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建立广泛的理论上的统一战线，少一些苛求，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猜忌，多一些理解，求同存异，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态势。选择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公民、一个理论家的基本权利，并不需要谁的批准和确认，只要他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自称——在正常情况上，也实在没有必要去假装——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他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之，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总比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好一些，多一些同情者、同道者总比多一些反对者要好一些。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强势力量，在一个国家如中国处于统治地位，也是如此。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

　　返本开新历来就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开始，中国哲学家们就表现出力图摆脱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正本清源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精神的努力。到90年代后期，“回到马克思”一时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与此同时，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以西解马”更为多数青年学者所青睐。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批评者的矛头还仅仅是指向斯大林，此后就逐渐延伸到列宁和恩格斯。如何看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如何重新评价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歧，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怎样看待和评价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怎样合理分析苏联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怎样合理看待后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谱系就全景式地展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无论是体系之争、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之争、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马克思本真精神的争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的争论、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否可能和必要的争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也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和历史的厚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首先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就是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谱系的角度，或者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高度，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质化因素和多样性形式的问题，许多人都这样或那样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明显或隐晦地受到“纯”“一”情结的影响。比如，现在一些学者喜欢用“马克思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是单一的、纯粹的、没有任何异质性因素，只要能“回到马克思”，就能解决后世出现的各种争论问题；一些学者混淆学科与学说的差别，习惯性地把自己提出或自己认同的某种理论学说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理论。由此出发，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实中并存着的多种理论学说，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狭隘的态度，不能宽容地予以一种“同情的理解”。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或实质精神，这对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一些不合理的附加和明显的误解曲解，当然都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对于这种“本真”和“实质”，恐怕并不存在唯一的理解、解释和规定，相反，倒很可能存在着多种理解、多种“面相”。马克思一生著述很多，不同时期的马克思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形势、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问题所写下的文本难免也会有相互抵牾之处；马克思主义又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两人之间在角度、侧重点、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也是必然的事情。马克思留下的文本中，大量的是生前没有出版的手稿、笔记，这里面的思想很难说都是成熟的思想，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也将在所难免。

　　因此，即使本着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使通读研究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概括出“本真精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同的解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都是情理中的事情。理解就包含着误解，这实在是不移之理。不仅后人他人会存在误解，就是本人在晚年来阅读早年写下的东西，都存在误解的可能。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出现了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定的误读和误解的问题，从马克思关于“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抱怨中就能看出马克思的无奈。至于说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文化传统背景的不同，面临的具体实践问题不同，根据的文本完整程度不同，理解方面的差异就更是难免。明于此，也就不会在这方面提出苛刻的要求，更不应粗暴地否定别人的理解权利。

　　当然，这不等于说随便怎么理解怎么解释都可以，如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理解权利的不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以往我们讲的本真精神、实质精神等是一种“强纲领”的话，那么总体精神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弱纲领”，一种比较宽泛的包容性更大的界限性的概念。它以承认马克思文本中的异质性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面相”为基本前提，把理解中会存在误解当作是一个谁也无法逃避无法克服的基本事实，所针对的是长期存在的那种理论上求一求纯的“洁癖”心态和赵太爷式的“不准别人革命”的专断霸道的作风。它立足于知识演化和传播过程中的树状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从一个根上发源但有着多种分杈的理论总体，或者说由多个成员构成的一个“家族”，总体精神就表现为这个家族的一种“家族相似性”的东西，一种总体的质的规定性。总体精神的理论旨趣在于求同寻同，扩大共同点，对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族各个成员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予以合理的定位，以一种平和宽容的态度和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对待，力求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队伍，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对于这种总体精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大致地予以刻画。

　　第一是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出发，而反对从抽象的孤立的人出发。现实的人就是从事着各种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组织中的活生生的人，是有着各种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如家庭、阶层、阶级等，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他们展开自己生命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是具体实践、实际生活的过程，包括物质生活、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各种理论、思想、观念等等都不过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它们既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又积极地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就是现实的人们各种活动的总和，历史是人们活动的时代延续，离开了现实的人，它们就都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P76)

　　第二是基本立场。基本立场实际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的认识方面的立场，一个是价值方面的立场。出发点就蕴涵了甚至可以说大致规定了基本立场问题。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们的现实实践生活出发，把理论、思想、观念都看作是现实实践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不是人们的思想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这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与此相对立的则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认为理论、思想、观念决定现实生活的唯心主义的立场，主观主义的立场。对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问题是这两种立场都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历史和文化条件下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我们不能把某种具体形式的对立与基本立场的对立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对某种具体对立形式的超越当作是基本立场方面的超越，更不应把本属于同一基本立场基础上的观点分歧当作是立场上的分歧。

　　价值方面的立场与政治方面的立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在根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信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而现实的人就是具有不同利益、不同需要、不同要求的人，是因为分工和交往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诉求的人，是分成不同的阶层和阶级而存在着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的是人民群众或人民大众的立场，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构成部分，所以它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民大众立场相对立的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决定社会命运的精英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的构成或结构会发生变化，人民群众的内涵会发生变化，实际要求和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因此就抛弃或背离了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到为少数英雄人物、精神贵族服务和辩护的立场上，显然就等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是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哲学，其终极目标是人类解放，是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容的共产主义社会。它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既是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实施的批判，也是参照着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进行的批判，还是立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进行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理论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统一，也是解构与建构、破与立的统一。马克思就自称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但是，相对于这种终极目标，其实现的道路、途径、方式则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都是对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的批判，具体批判的对象、侧重点、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要求的是对现存的一切非人性的存在进行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着许多异化现象，它们都可以成为批判的对象。批判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绝对的拒斥，更不表示一味诉诸道义上的谴责，而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基础上的审查，一种有着明确的立场和未来指向的拷问。因此，我们不能把实现终极目标的某一种道路、方式当作是唯一的道路和方式，也不能以某一种批判方式、对某种对象的批判代替所有的批判，更不能把某个革命导师某一种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当作是唯一的或全部的结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教条主义之所以屡反不掉、愈演愈烈、为害甚广，是与在哲学思维层次上把个别当作一般这种情况直接相联系的。

　　第四是基本方法。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有过明确的说明的。[2](P111-112)《资本论》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成功的个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讲，《资本论》是马克思的逻辑学。通常人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际上也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3](P32)二者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与辩证思维方法实际上是一回事，它有着自己的客观基础和对象性根据，有自己的实践的历史的发生学根源。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思维自觉为思维并把握了人类思维的内在矛盾的产物，是把握了概念的辩证本性而自觉地灵活地运用概念的产物；它不是“实例的总和”，也不是由干巴巴的几条规律和几对范畴外加几个方法所构成的所谓体系。“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P113)

　　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生生的灵魂性的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一个保证，但其“作为思维的艺术”，同时又是最难以把握的东西，是只能予以体会而无法形式化或难以形式化的东西。为了宣传普及，需要将之规范化，形成几条几点，有一种可把握的形式，但一旦将其规范化，就存在着教条化、庸俗化的危险和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许多理论的差异、观点的分歧往往不是基本立场和终极目标方面的，而是关于对具体形势的估计、关于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具体道路的设想方面的，是由于对唯物辩证法精神实质把握的差池所造成的。但由于与话语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争夺的联系，就容易把那些属于具体观点的分歧上升为关于基本立场和终极目标的分歧，把本属于同一阵营、同一“家族”内部的分歧演化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第五是基本特征。基本特征殊难概括，尝试着粗略分疏如下：一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二是总体气质上的批判性与建构性、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三是存在样态上的多样性与理论旨归的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精神的概括或许还不全面、不准确，但其基本的总的意旨就是呼吁要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多样化与统一化的关系，自觉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张力，并尽量使之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力的动力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