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发展中，批判亦师亦友的布鲁诺•鲍威尔的 《论犹太人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这篇早期名文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分，指出政治解放不是人的真正的全面解放，从而使自己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超出政治解放的视域，实现了从政治批判向社会批判的重大转向。

　　对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关系的研究，向为国内外学界的冷门。对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思想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如此。这一方面的专著，最重要的仍为兹维•罗森的 《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可惜他根本就没有触及马克思对鲍威尔的 《犹太人问题》的批判。近年来英美学界较为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牛津大学的戴维•利奥波德教授，他在其 《青年马克思》一书中花了 80 多页的篇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鲍威尔的 《犹太人问题》以及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国内学界也开始注意到要在理解鲍威尔原意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由于对鲍威尔和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缺少研究，国内学者一般从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文本出发，将其理解为一个针对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如果马克思只是批判自由主义的话，那他为何要选鲍威尔作为批判的靶子? 毕竟，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人是更加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是更好的批判对象，而鲍威尔本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相反，和马克思一样，鲍威尔恰恰在 《犹太人问题》中对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此看来，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一些。

　　为了弄清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的真实含义，有必要理清如下几个问题: 1) 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的基本政治哲学观点，即共和主义;2) 马克思在撰写 《论犹太人问题》之前政治哲学的发展; 3) 《论犹太人问题》对鲍威尔的批判。

　　一、鲍威尔 《犹太人问题》中的共和主义

　　《犹太人问题》是鲍威尔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后于 1843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的产生与当时的现实背景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犹太人作为欧洲的少数民族历来遭受所在国的歧视。在 18 世纪的德国，不少地方禁止犹太人居住。在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也被视为外国人，居住地和人口受到严格控制，并且可以随时将其赶走。经济上，犹太人须承担沉重的、歧视性的税赋，并且还被排斥在特定的经济活动之外。后来，在受到拿破仑的影响之后，德国一些邦开始立法，放松对犹太人的管制。在普鲁士，最重要的是 “1812 年敕令”。该敕令通过在接受德国人的姓氏和商业记录的前提之下废除特别税以及赋予犹太人 “本地人”的地位，给予犹太人一定的平等权利，但这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战后即被逐渐废除。政治上，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这一限制在 1815 到 1848 年间一直有效，因此，犹太人要参加公共事务，甚至担任大中小学教师，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其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

　　德国学界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始于克里斯提安•威廉•多姆于 1781 年出版的《论犹太人市民状况的改善》，但直到 1840 年代初，这一讨论 ( 尤其是在普鲁士) 才又重新热烈起来。鲍威尔此文正是本次讨论的产物，并在短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回应。

　　鲍威尔基于当时德国和法国的现实经验，对犹太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德国犹太人想要的解放是获得与占主流地位的基督徒同样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种解放可以由两种途径获得，即利奥波德归纳的鲍威尔在 《犹太人问题》中反对的三种解放策略中的前两种: “改教策略”和“扩权策略”。所谓 “改教策略”，指的就是犹太人通过改信基督教而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公民权和市民权利的策略。这是当时犹太人最为切实可行的获得平等权利的办法。马克思的父亲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而涉足律师行业的。所谓 “扩权策略”，指的是当前的基督教国家将其大多数人( 即基督徒) 所享有的特权扩展到作为少数人口的犹太人身上。这是当时的犹太人所期盼的，也是他们想要努力争取到的。但实际上，在 “1812年敕令”颁布后，随着复辟时期的来临，直至1840 年代初期，犹太人解放的这条道路可谓举步维艰，无甚进展。然而，这条道路却是犹太人最终获得解放的根本途径，他们在 1871 年获得的正是这种解放。此外，鲍威尔还批判了法国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即利奥波德所言的 “法国策略”: 通过建立宗教上中立的国家来实现所有人的市民和政治权利的一律平等，宗教遂成为个人的私务。当时不少德国人也希望采取这种办法 ( 如同为黑格尔左派的卢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