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佟新，刘爱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政治精英的地位获得是具有性别差异的，这种差异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身份政治的变迁。本文使用2010年全国获得的1870位科级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资料，以性别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两性晋升的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两性政治精英晋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差异性方面则是性别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获得会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身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层次晋升时亦受到性别观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弱于女性。我国在向上流动上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性别身份依然作用于人们的向上流动，男性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便能进入政治精英成长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还要有赖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性别平等观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关 键 词】政治精英；晋升情况；性别比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一种性别视角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精英①是如何得以晋升的？其晋升的路径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特别关注有哪些因素作用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晋升。

　　政治精英是指在各级党政管理系统中担任领导岗位的人，这些领导岗位是由一整套从科级到处级再到局级和部级的职业晋升链条，每一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并具有相关的权力、工资和福利待遇。对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晋升的相关研究认为，政治精英的升迁与其以学历为主的人力资本有关，学历越高，其升迁的可能性越大(Lee, 1991)；教育对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但家庭出身起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Walder & Hu, 2009)。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研究政治精英富有启发，但在分析时，较少将其视为有性别的个体。如果将性别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就会发现，女性主要靠接受较高的教育才能进入核心部门，而男性则深受家庭背景的影响(Lin & Bian, 1991；林南、边燕杰主编，2002: 83－115; Deborah S. Davis, 2004)。这些研究揭示了20世纪末中国干部晋升的影响因素确实存在性别差异。那么，进入21世纪后，政治精英在晋升上的性别差异是否依然存在？其表现形式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女性人才为2819万，占人才总量的45.8％。与2000年相比，女性政治人才增长了659万人，10年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高于男性同期571万人的增幅。但从领导位置看，基层行政组织中的女性参与率不足四分之一，越往高层，女性比例越低。2009年，我国省(部)级及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1.0％；地(厅)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3.7％；县(处)级女干部比例为16.6％(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科技统计司，2010，58)。这说明，对女性而言，其在政治精英的晋升之路上确实存在“玻璃天花板”(a glass ceiling)，即女性在职业晋升的路径上存在和男性一样的前途，但这种前途却被一层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像玻璃一样的结构封闭掉了，这一层酷似玻璃般的阻碍女性晋升的结构是组织已有的男性权力结构和性别文化(Kanter, 1977)。Wright(1995)和Mark. E(1998)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工作权威层的性别差距普遍存在，女性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中国的工作权威层亦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在职务等级、职务类别、民主参与度、权力效能等方面远不如男性；领导职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实权部门，女性能够晋升到领导职位的几率越低(许叶萍、石秀印，2009；李忠路，2011)。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治精英的晋升出现了性别差距；这要求我们对两性政治精英的晋升做比较研究。

　　从性别视角对政治精英晋升之路进行性别比较研究，这对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社会一直是个身份社会。首先，它是“官民身份”社会，官吏与一般平民形成了两种明显地位差异的群体，官员成为社会中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隋朝以来建立了科举考试的制度，使官僚体系有了再产生、晋升的党规渠道，外加恩荫、举荐、军功以及捐官等其他渠道，是一整套的官僚体系。区分社会地位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有了官位，功名利禄就都有了。这套官僚体系在官民身份上的等级很森严(李强，2008, 188－189)。“做官”便是各类精英的共同追求。而这些精英只能是男性精英。第二，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女性也获得了从政的机会，能够拥有“官”的身份，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性别身份，意味着女性从父权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私人之闺阁走向了公共领域。但传统文化依然在起作用，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具有弱嵌入性，即女性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可能较弱(孟宪范，2004, 1－22)。只有当女性不仅进入职场，而且能够在官僚体制中步入晋升的链条，拥有权力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性别身份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研究有关影响女性政治精英之晋升的诸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变迁的性别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