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这些大型慈善组织通过联合与合作,从组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慈善网络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从而使得即使在政局变动不居、华洋杂处的上海,民间社会仍然发挥出了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这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出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系统,而并非全是“一盘散沙”式的无序与混乱格局。
关键词:同仁辅元堂;上海慈善团;上海慈联会;社会网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内容提要】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这些大型慈善组织通过联合与合作,从组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慈善网络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从而使得即使在政局变动不居、华洋杂处的上海,民间社会仍然发挥出了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这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出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系统,而并非全是“一盘散沙”式的无序与混乱格局。
【关 键 词】同仁辅元堂;上海慈善团;上海慈联会;社会网络
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相当发达,早在开埠之初即有“善堂林立”之说。①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上海出现兴办慈善组织的热潮,②此后一直到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始终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建立起相当庞大的慈善组织网络,成为民国时期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现有研究由于目标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取舍,或仅论述单个慈善组织,或对整个慈善界进行笼统研究,而缺乏对上海慈善事业网络本身的关注,对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意义挖掘尚嫌不够。③
一 慈善组织的网络化
目前笔者所知上海成立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是建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上海育婴堂,④此后有乾隆时期的同善堂和嘉庆时期的同仁堂、清晖阁,道光时期慈善组织逐渐增加,开埠以后上海的善会善堂进一步增多。因此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大量兴建在时间上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要略晚一些,⑤已经进入了梁其姿认为“有太多非传统因素”、处理起来倍加困难的19世纪中叶及以后。⑥
近代上海最著名的慈善组织是同仁辅元堂,它也是当时上海慈善界的领袖团体。⑦该堂最早可追溯到清嘉庆五年(1800)建立的同仁堂,当时上海知县汤焘在县城北面划出一块地,与邑绅朱文煜、徐思德等创设义冢,取名“同仁”;嘉庆九年(1804)邑绅踊跃捐资购地,扩大善举,建立善堂,正式称为同仁堂。⑧同仁辅元堂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辅元堂,设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邑绅梅益奎等设立,主要业务是办理贫民赊棺;三年后梅等人租下同仁堂后陆氏房屋,设立赊棺局,并合局栈为一,仍然主要向穷人赊棺,同时集资扩大善举,在夏秋之季给贫病者施药,并正式称之为辅元堂。
同仁堂是综合性善堂,其所举办之善举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慈善活动,因此,其甫一成立,立即成为上海“诸善堂之冠”⑨。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并占领上海县城,这使得上海的慈善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仁堂、辅元堂“堂几一蹶不复振”⑩。咸丰五年(1855),清军收复上海后,同仁堂董事经纬(芳洲)等“迭奉宪谕,将两堂合而为一,重集捐资,复兴善举”(11)。是年同仁堂与辅元堂正式合并,并改名同仁辅元堂,同时兼管上海育婴堂事宜。
同仁辅元堂合并后发展很快,兴建或接管了诸多慈善组织,成为上海老城区慈善界的领头羊。1860年同仁辅元堂董事会同绅商在公共租界创立同仁保安堂,一切活动“皆仿同仁辅元堂行之”(12)。1862年,因全节堂“嫠多费寡”,同仁辅元堂添“保”、“守”二等,补助寡妇,并兼管全节堂。(13)1872年,同仁辅元堂恢复设立救生局;(14)1903年儒寡会移设同仁辅元堂,归其兼管;(15)设立在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分堂,“一切事皆同仁辅元堂主之”。(16)可见,同仁辅元堂不仅自身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同时对沪上其他诸多的慈善团体负有责任,在无形中“已然成为上海慈善界之首”(17)。实际上,以同仁辅元堂为中心,上海已经开始出现了慈善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倾向。
与同仁辅元堂同时存在的还有果育堂、仁济善堂、普育堂等大型慈善组织,他们开展的活动与同仁辅元堂“大同小异”,其规模则与同仁辅元堂相似或略有超越,而且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同时从事多种善举,开始形成不同的慈善网络圈。(18)梁其姿认为19世纪中国传统慈善组织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趋势:“小社区化”和“儒生化”趋势,即慈善组织在规模上小型化、社区化,在职能上更加侧重维护中下层儒生的身份、地位等。(19)这一结论在近代宁波慈善史上也似乎是得到了印证,(20)但这一时期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出现了很多活动范围广泛并与其他慈善组织相互联合与支援的大型慈善组织,而且他们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远远超过“社区化”的小型慈善组织。
辛亥革命以后,那些像普育堂等依靠官方拨款开展活动的慈善组织失去了资金来源,善举无法维持。而这一时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地方精英和善堂董事们为了将现有慈善资源进行统合,“酌盈剂(济)虚,统一办理”上海的慈善事业,(21)于1912年3月1日,假座同仁辅元堂,共商慈善大计,最终决定成立上海慈善团。(22)上海慈善团由“市区旧有之同仁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清节堂、保节堂、全节堂、同仁辅元分堂、施粥厂、救生局暨新成立之新普育堂、贫民习艺所”组成,在同仁辅元堂设事务所,负责全团具体事务,事务所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23)慈善团董事会是全团最高权力机关,组织处理慈善团的主要事务;更重要的是它对全团财产具有支配权,慈善团所属组织的所有财产由其统一收支、统一管理,根据需要,“酌盈剂(济)虚”,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更加有效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