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其仁教授和华生教授关于土地问题展开了全方位、多回合地辩论，周教授许多立论的基础，由批判征地制度而来。周教授历来主张当前的征地制度应该彻底变革，农民要拥有完整的土地转让权，农地农房可以自由入市。周教授认为征地制度引发大量矛盾，并且妨碍了农民增加收益。以上两点，似是而非，需要仔细辨析。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笼统地说“给农民好处”，应追问“哪部分农民”？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让更多主体更合理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不是催生和壮大土地食利阶层。

　　另外，本文仅就征地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周教授“区分公益和非公益征地”、“涨价归公、落价归谁”、“白菜涨价也要归公”等观点，可见贺雪峰教授和华生教授等学者的回应。

　　减少矛盾纠纷？何种矛盾？

　　周其仁教授反对征地制度一个重要理由是，征地制度引发大量矛盾。周教授指出，目前集体土地若想变为非农用地，只有通过征地一条途径，“这个唯一的途径，成为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火药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现在征地引发的纠纷每年约400万件，一半以上群体性事件由征地拆迁引发。”（《土地改革的诱饵与根子》）“现行土地管制与征地制度，引发无数社会冲突、权力腐败、利益输送和资源错配，早就表明其严重不适应城市化加速的现实需要，再不改革怕只有面临系统性崩溃的危险境地。”（《给农民更多的土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征地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数量庞大的矛盾和纠纷，但矛盾和纠纷层出不穷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由于征地制度，不是由于政府涉入其中，而是因为土地在转变用途过程中大幅提升了价值。有利益，就会有矛盾。涉及利益巨大，引发的矛盾自然不会少。边远山区村庄，没有开发机会，土地和房屋不值钱，村民处置起来就比较随意，空闲的田地可以交给亲戚邻居免费种，空闲的房子也可以送给亲戚邻居免费住，甚至一住好几十年。利益不大时，产权、边界什么的村民都不太在乎。

　　若开发到来，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原来“大方”的村民突然变得锱铢必较，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首先，要和政府算清楚，田里种了几株作物、种了什么作物，房里有几扇门、房上有几片瓦，要弄得明明白白。而且，还得据理力争，我家的情况不能按一般标准补偿，“我装修得这么好，怎么能按普通标准处理？光这红木楼梯都要多少钱？”“我这可是龙眼树，能和水稻一个价？”村民当然要争取，若真能按“特殊情况”处理，一根木梁、一扇窗户都能多补几千元。其次，要和邻居算清楚，你的田是你的田，我的房是我的房，“这块地以前让你做了晒谷场，现在要拿回来了。”“这房子是你的，但我住了这么多年，这也装那也修投资了这么多，补偿的钱必须分我一半。”最后，还要和家人算清楚，“女儿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还能回来分钱？”“老三你这么多年都不养老人，你说什么不应该拿这笔钱。”征地拆迁一来，家人之间都难免出现情感裂痕。

　　有巨大利益，不同主体之间（不仅是村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就自然有激烈的博弈，激烈的博弈过程中自然有矛盾产生。征地拆迁有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才是天方夜谭。周教授对于成都土改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是很大度的，周教授对媒体说，“改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关系，你让他们先去做，”村民和政府在博弈过程中自然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土地改革的诱饵与根子》）无论征地还是成都模式的土改，都涉及土地利益再分配，因此不可避免催生博弈和矛盾。周教授既然能心平气和地理解后者，也应该以同样态度对前者有所理解，而不应该区别对待：成都土改中有矛盾发生是正常的，而征地中有矛盾发生，说明征地制度是错误的、罪恶的。

　　征地拆迁博弈过程中，要抑制的是无序博弈。也就是各主体不择手段地获取不当得利。有些地方政府急于推动征地拆迁的进度，或断水断电，或让政府人员停职直至做通家人亲戚工作，或趁村民不在家直接推到房屋然后谎称推错了，等等。而有些村民，看准地方政府“维稳一票否决”、“怕出事”的软肋，要挟政府说不给超额补偿就堵路、绑炸药、到北京上访，政府到最后只能忍气吞声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征地拆迁博弈过程中，这些矛盾才是“不正常的”，亟待解决和理顺的。这更多是基层治理的问题，而并非征地制度的问题。

　　周教授等人当然会说，无序博弈出现是因为政府介入其中，村民应该绕过政府，自主交易土地，与需求方直接谈判。如此能减少矛盾吗？现实中就有大把例子。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直接让开发商从“生地”环节进入，政府潜台词是，征地拆迁太麻烦了，尽惹事，你们开发商要做项目，就自行去解决征地拆迁的问题。村民和开发商直接碰面了，情形如何？巨大的利益带来繁多的矛盾，这不会因为博弈主体从A换到B而有所不同。而且，开发商往往比政府更无顾忌，更经常引发无序博弈，混混、打手、拆迁队、“保安”等各种来历不明的灰黑力量在征迁第一线若隐若现。情况更乱，矛盾更加激化。

　　要以动态的思维看待矛盾。不发展自然没有矛盾，发展必然产生矛盾，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僵化地、静态地要求征地中不出现任何矛盾，各主体暗自使用各种“办法”，反而催生更多的矛盾。处理矛盾应就事论事、依法治理，谁有错就追究谁的责任，而不是乱打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