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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视角:国际关系研究的“温柔之笔” ——简述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
2016年07月14日 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鹏 朱智琳 字号

内容摘要: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将自己置于传统理论的对立面,与传统理论学者之间的不正常争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摆脱国际关系边缘地位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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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将自己置于传统理论的对立面,与传统理论学者之间的不正常争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摆脱国际关系边缘地位的症结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学术界一般将1988年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与发表在《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期刊冬季号上的与会者会议文章,视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诞生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大量被引介到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也伴随着这一潮流在9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历了20个春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至2002年,以评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主;2003年至2008年为第二个阶段,虽然介绍评论性研究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但批判性研究开始出现,且有的研究开始自觉加入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视角;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进入理论检验阶段。

  萌芽阶段:成果“零星”

  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究竟始于何时,是一个目前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李英桃为代表的学者将1994年胡传荣《弄权与温柔——西方政界女官员的角色协调与形象树立》一文的发表作为开端,而以胡传荣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从1996年石斌在《美国研究》上发表《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一文算起。以笔者管见,胡传荣1994年的文章主要是对妇女地位问题的探讨,并未直接涉及国际关系相关议题,因此,本文采后一种观点,将1996年作为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

  但石斌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直到1998年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的出版,女性主义这一西方理论流派才被广泛了解。该书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认为女性主义对传统国际政治的批判具有警示作用,为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拓展了新空间。之后,倪世雄主编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李少军的《国际政治学概论》都专门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此一时期,除上述整体概况式的评介性学术论文和著作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对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中一些较为具体的方面进行了评介。例如,在1999年《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一文中,胡传荣认为西方的女性主义通过追溯性别歧视的起源,批判和突破了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性别二元对立式划分,并以女性经验和价值观对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造。而在同一年,张立平写就的《性别与国际政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一文,探讨了性别之于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打破了女性天生爱好和平而男性生就好武力的观点。李英桃则于2001年借《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一文,分析现实主义与女性主义二者对于国际政治中“权力”的不同见解后认为:前者将权力本质归为强权,而后者则将其理解为“合作权力”与“赋权”。

  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并不丰硕,甚至可以用“零星”来形容,但正是这些“零星”研究,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轫、发展历程、主要理论流派与观点等引入,并确保女性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李英桃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并非全然是舶来品,而是具有一定的原生性。但无论如何,这一阶段胡传荣和李英桃两位学者作为评介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弄潮儿”,开始确立了她们在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发展阶段:议题扩大

  从2003年开始,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截至2008年大约5年的时间里,每年刊发或出版的学术作品虽然相较于主流理论来看仍为数不多,但却呈稳定态势,每年都保持相当数量;同时,在研究范围、研究所涉及的议题方面也呈扩大趋势。上述这两个特点按李英桃的说法,即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开创了“低烈度”、“多点开花”的局面。这一阶段,评介性研究比重仍然很大,但在研究视角上已经开始有所创新;同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也开始涌现。

  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学者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权力、战争、环境与和平等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入中国和第三世界视角进行分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2003年,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著作——由李英桃执笔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剖析了近代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指出中国在这个体系中处于被侵略、被支配的“女性化”地位。同年,胡传荣出版了《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的变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一书,分别对发达国家、转型国家、新兴工业国、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五种类型国家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状况作了比较和分析。2004年,胡传荣又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与社会性别话语的构建》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与社会性别话语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受前者的影响。

  中国学者还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例如,2005年,王文的《超越两分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一文,从女性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地位出发,探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以及出路,通过对女性主义兴起根源的探讨,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将自己置于传统理论的对立面,与传统理论学者之间的不正常争论,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经验论、立场论和方法论上的悖论,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摆脱国际关系边缘地位的症结所在。次年,梁文敏的学术论文《妇女与战争——对西方女性主义战争观的理解与反思》,对西方视角下的妇女与战争关系提出了批判,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真实体验的研究相对薄弱,单纯将女性的苦难或努力添加进研究仍远远不够。虽然对战争的态度受性别因素的影响,但过分强调性别这一单一身份认同则是以偏概全,忽略了民族、国家等因素。2007年,郭树勇通过《女权主义、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一文,一方面肯定女性主义在解构政治现实主义及由其主导国际政治学科过程中,对于社会建构主义发端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联系以及建构主义发展道路对女性主义可能有益的启示,并警示女性主义中国化要逐渐结束西学东渐,落实到一种相对非西方文本化的理论框架之中。

  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内容不仅更加丰富,而且随着女性主义理论西学东渐的渐趋深入,中国学者也初步走出了“蒙昧”,开始摆脱纯引入的初级阶段,而加诸中国视角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实质上映衬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审慎的治学态度。

  成熟阶段:内涵深化

  经过十几年的理论学习与积累,在2009年前后,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开始迈入经验验证阶段。中国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理论检验。这一过程,促进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走向成熟,也丰富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内涵。

  2010年,胡传荣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权力、战争与发展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一书出版,作者尝试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权力与安全、战争与和平以及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运用中国的案例对女性主义这一来自西方的学说进行检验,力图展示社会性别平等对中国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性。2012年,李英桃的《女性主义和平学》一书付梓,该著作以社会性别为其分析范畴,将妇女置于文本叙事的中心,从消除直接暴力和实现积极和平两个部分展开论述,并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语境下的和平进行重新考量,提出“中国语境中的动态三维女性主义和平观”,由“社会性别视角增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意识在中国逐步增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平衡”(和平的主体范围由国家到社区、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既不能忽视个人主体的角色,也不可超越集体存在的意义)与“和平概念的扩展”(从约翰·加尔通的“没有战争”深入到战争与武装冲突中的“新问题”:没有战争“内部”的强奸、性暴力等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拓展到没有“私人领域”的家庭暴力,并将其进一步拓宽,涵盖战争以外的“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这三个动态维度构成一个整体路径,为促进和平、发展与性别平等作出了贡献。

  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中也不乏以美国为例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检验。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蒋倩昱的博士学位论文《建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女性主义话语》,通过分析女性主义对男权国际政治主体、男性国际政治中的男权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软实力”三方面的解构,揭示出美国外交政策中扭曲操纵妇女形象的男权意识形态、男性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生活是美国形成军事主义安全观的重要原因。此外,作者还尝试利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去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女性主义话语的构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女性主义话语的构建可能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方面,改变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统治的军事主义外交政策。

  综上所述,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界仍呈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三足鼎立的局面,绝大部分学者以这三大理论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指导,这实际上就限制了从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数,也限制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创新性理论的缺失是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研究面临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问题。秦亚青教授指出,原创性理论的有无和多少决定国际关系学是否进入创新阶段。原创性理论分为突破性理论创新和整体理论范式的创新,前者是指在原有理论框架中的突破性研究,后者是指创建一个新的学派。这两种形式的创新都没有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理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中国学者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还要避免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而应采取多轨跟进或跨界合作,从而使中国学者初步进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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