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仰望湄公河边的古佛

老挝传统村寨寺庙的门塔

湄公河水域

湄公河影视学院为缅甸工人办的中文学习班

　　“金三角”，这块亚洲的伤口

　　2014年7月，我到达老挝木棉岛。

　　岛上有一座新建的湄公河国际影视学院。院长谭乐水是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学者，也曾是我的纪录片合作人。

　　影视人类学是上世纪90年代由德国学者带到中国云南的一个学科。它的实践成果就是完成“民族志”的影像撰写。这个学科在中国完成本土化的同时，又顺着云南境内的各少数民族迁徙的足迹，引向湄公河流域。湄公河国际影视学院的使命，就是将影视人类学引向东南亚。

　　清晨，谭院长驾着一部红色的“老爷车”，载我离开精致的“唐人街”建筑群。

　　进入旷野，到处放牧着牛、马、羊、鸡，可谓是“芳草碧连天”。这里的含羞草可以长成大树，然而一碰它，却依然羞缩。

　　路过一片被开垦的荒地，外来人正在种植大片的“工业香蕉”和橡胶林，这些植物是“杀手”，会把天然绿野毁灭，使土地丧失生命力。而当地人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发达地区对于原始部落的攻击与掠夺，是一种必然。岛上的葱绿与清流，是如此的脆弱。外力开发，正在令原住民失去土地家园。

　　在当地人搬迁一空的班匡老寨，我们探访友人江措。

　　江措英国籍，有藏人血统，但他对中华文化依然情钟。他在与我的对话中频频使用中国古诗，时常令我惊奇。他的梦想是在这里建造一个“艺术家部落”。我们称他为“酋长”。

　　此时的江措正是酋长的形象，晒得很黑，穿着半截裤。他住在废弃的竹楼里，忍受着蚊虫的袭击。这里没有空调，夜里需要盖棉被。湄公河就在班匡老寨的近旁，早晚很凉爽。江措正在指挥一伙匠人建造咖啡厅，作为艺术家聚会的一个中心。

　　在江措的领地上，有一座旧庙非常富有艺术气质和历史价值。寺庙四面都布满了古色古香的木雕。室内的释迦牟尼大佛，被精美壁画环绕。后来我们看到的村落庙宇，都已经被简化，粗略，没有这么高贵的气质。

　　坐在竹楼里，我们用大碗来喝茶。周围只听到工匠们的响动。在这寂静的丛林里，隐藏着历史刚刚逝去的秘密。

　　著名的“海洛因小道”从缅甸过来，正穿过班匡老寨。老寨是它的一个点。我们喝茶的竹楼，可能就是昔日海洛因转手的地方。

　　在“海洛因小道”上，卷入毒品交易的人群各式各样，有当地土著居民，国外商贩，有滞留异乡的“国军”，也有误入歧途的知青。

　　这些逝去的人影，仿佛是一个个在劫难逃的人形祭品。

　　我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在知青时代流落东南亚。最近我收到一本他写的书《信仰如血》，他在书里说，除了杀人、贩毒和强奸妇女，他什么都干过了。

　　江措带领着我们去探访自然村落。到处可见“树崇拜”。来到河畔，见两棵极其高大壮观的树。它们并肩而立，每棵树的前面都有一个方形的供桌，上面放有供品。树上挂有彩带。江措说，这是“父亲树”和“母亲树”。用中国西双版纳的傣语可以与当地人对话的谭院长问了一个村民，告诉我们，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寨公树”“寨母树”。

　　河边有椅子、毯子，是当地人放在那儿的。

　　江措在路边店里购买了零食、可乐和啤酒。老挝的啤酒口味很好。

　　我们坐在河边喝啤酒的这个地方，就是13名中国船员被杀害的案发现场。此时，看着湄公河的水静静地流，在夏季也没有大波大浪，只是河水带上泥土的颜色。

　　江措说：“我们到寡妇村去吃饭吧。”

　　那是一个因为毒品而失去了男人的村落。

　　吃了类似“米干”一样的带汤的食物，芥末和胡椒、小米辣椒无一例外是这里的调味品。遍地可见的香茅草，是热带地区人们重要的食物调料。把它绑在鱼身上，烧烤后鱼肉带有浓香。也可以做肉的时候用。风味类似我在云南德宏插队时的傣寨烹调。

　　佛教中有一种圣花叫“无忧花”，代表着一个境界。这里栽种得尤其多，紧挨着人们居住的村寨。花型很大，花瓣呈细丝，有点像菊，但更鲜艳。这可能是对寡妇们的慰藉吧。

　　沿湄公河时常看到奶油果树，下车摘取，可以直接送到嘴里。当地人对自然的态度很有节制。这样甜美的果实，如果在中国大陆，早就被抢摘一光。可是我们走过每棵树时，都能摘到成熟的鲜果。

　　对钱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取之有道”。我们常到集市上买些糯米点心、小玉米、菠萝等，语言不通，都是拉开钱包，让小贩自己取。该取几张，他们不会多要。

　　人们应该追问：为什么被佛教与儒教敦化了千年的柔顺温和的亚洲土地上，却出现了大片罂粟和举世闻名的毒枭？是谁把“金三角”变成了亚洲的伤口和耻辱？

　　罪恶的根源来自西方。当年英国人殖民扩张，到“金三角”种鸦片，向亚洲强行推销，引发了中国的鸦片战争。现在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却不愿承担责任了。当他们指责“金三角”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无辜者。

　　西方的媒体总是用指责口吻在说，中国如何落后愚昧，人民陋习诸多，活得没有尊严，言下之意，即使富裕了，也“没有前景”云云。他们唆使亚洲各国，唯有投靠欧美“救世主”，才能过上好日子。

　　举世皆知，中国的贫弱和耻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鸦片掠夺了中国的黄金，使中国麻醉，陷入贫穷。

　　这些鸦片就是来自“金三角”的。英国在亚洲种植罂粟，就地谋害亚洲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抢劫和瓜分了中国。可以说，它们都是踏着罂粟的脚步走进来的。

　　一百年前，中国从意识和机制上都落后于日本，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其根子都在鸦片战争。正是以罂粟作为手段的帝国主义掠夺，使中国百年来不能翻身。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以弱抗强，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还是在东南亚这片土地上，“中国远征军”几乎就是被西方同盟国所出卖，从而走进“野人山”的。

　　同盟国承诺的飞机与给养，突然改道去了欧洲战场，置我中国军队于孤立无援之境。热血将士们没有捐躯战场，却葬身于毒蛇蚁虫。

　　可见西方引以为傲的“契约精神”，是不会平等施给亚洲人的。

　　二战前，列强从来没有去抑制日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二战结束，为了谋求远东的利益，中国钓鱼岛的管理权被出卖。

　　在每个时代，西方都有如同维克多·雨果，如同史迪威、陈纳德将军，如同斯诺登那样坚守人权道义的个人。

　　然而，作为国家对国家，地区对地区，西方对东方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每个亚洲人和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看看历史：那些处于世界潮流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完成掠夺，吸饱殖民地人民的鲜血之后，就遗忘和抛弃了这个被蹂躏过的地区。

　　当茶叶、咖啡和罂粟都已经过时，石油成为优势资源，它们又到中东，到伊拉克去做同样的事情了。动机还是掠夺，把别人的土地搞得一团糟。

　　2007年10月，举世闻名的毒枭坤沙投降后病逝于缅甸仰光。有人建议，在金三角地区修建一座坤沙的铜像，同时建造一个缉毒博物馆。我以为应该修“造毒博物馆”，追溯罂粟是如何流入亚洲的。亚洲曾是一个被弱肉强食的强盗乐园。近代史上的西方列强，并不是一个纸上的概念，他们给亚洲带来了难以治愈的伤痛。

　　晚风中，湄公河国际影视学院的师生们喜欢到湄公河畔散步。河边有一个“老挝村”，孩子们在酷热中踢足球，然后跳入河里洗浴。

　　在金色的晚霞里，我们把脚放进河中感受清凉。当我把河边的照片传回国内，一位朋友发短信说：“有没有悍匪？”

　　最近，人们到这一带去的风险，多半来自在越南发生的“排华”浪潮。在围绕着中国的亚洲邻国背后，那些远方的大国还在起作用。

　　临行前，我特意驱车去看“湄公河四国联合执法点”。在一幢树荫笼罩的别墅前面，飘扬着四国旗帜。近旁的河湾里，停泊着中、泰、老、缅的联合巡逻艇。

　　“金三角”，这块亚洲的伤口，亚洲在自己包扎。

　　一条河，就是一个文化走廊

　　从昆明飞到泰国清莱后，乘车。

　　道路两旁是一幢幢泰式别墅，因主人富有程度不一，而材质有所不同，但样式别致，皆植有花草。极目望去，没有一幢高楼，没有任何遮挡视野的障碍。人们渺小的居所融入在大自然中。

　　路上没有遇到“超车”的。逢到路口，车子都先停下，相互礼让。车窗外，不时地看见佛寺闪现。那种双手合十的佛国礼仪，我已经感受到了。

　　同车有一位中国建筑师，他指给我们看，泰国的屋顶有尖顶和平顶之别，这是傣族与哈尼族建筑的不同特色。

　　他说，澜沧江是云南各民族的母亲河，同是一条河，流到了下游，就是湄公河。所以，在中国澜沧江流域各民族的建筑特征，都会在湄公河两岸出现。

　　人类学家认为，一条河，就是一个文化走廊。

　　澜沧江—湄公河，形成一条文化的长廊。

　　澜沧江是母亲河，人种与植物、宗教、文化顺着江水，溯流而下。

　　在湄公河流域布满母亲河的生态痕迹。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澜沧江的文明与活力，是湄公河地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背景。

　　从口岸登船，渡湄公河，我登上木棉岛，进入一个仿古建筑群落——“唐人街”。这是中国人开发的。街道的中心，有喷泉和雕塑。第一座是孔子像，下面是“白蛇传”“桃园三结义”和“女子踢蹴鞠”。“正统”与怪力乱神在这里谐调。

　　湄公河国际影视学院设在唐人街的尾部。校舍格局是全新的，院子里种着白色的鸡蛋花，色调幽雅，气息芬芳。升旗台上是中、老两国的国旗。

　　在昆明时，我常看到谭院长发来的学生的图片，有意大利学生的野外拍摄，有圆桌授课时飞来的一只鸟。

　　当夜，谭院长让我看了两部学生的作业，并作点评。

　　一部《金三角狂想曲》，一部《缅工英英》。前一部的意图是用本地一些特别的自然元素和视觉形象，构建一组浪漫奔放的镜头。后面一部则是对一位缅甸女工的采访。

　　木棉岛上有大量的缅甸人和老挝人过来打工。而在这个地区，如果懂得中文，工资可以加倍。湄公河学院为缅甸工人开设夜校，教他们学中文。

　　学院的实地拍摄课程非常有趣。穿越密林之路，我们去探望一座元代大佛。学院自己有大巴车，路过芭蕉林、农田、村寨。晨光照耀原野，一座小山似的形象矗立在庄稼地里。

　　走近了看，巨大的佛像正在沙化，头顶上已经长出一棵小树，然而这砖砌的佛祖依然慈祥，穿越时光，在蓝天下富有威仪。

　　这里据说是“澜沧古国”的遗址。从这佛像的巨大砖砌工程，可以推知这个古国的实力与雄伟。

　　一位来自山西的古建筑专家给我们讲解：八百年前，相当于中国元代，这里是一片佛像群，不远处还有一个小群落，它们是一体的。

　　那时候统治这里的是来自西双版纳的傣族王室。王室有两个儿子，大的在中国登位，小的就到这里来创立了澜沧古国。

　　至今，泰老社会中的许多大家族、大人物，他们的身世后面，也多半是“中国”。

　　在学院对面，有一座崇善寺，僧人来自山西五台山。我在寺里吃过几次斋饭，正宗的山西面食、山西醋，还喝到五台山的金莲花茶。

　　寺院附设一所孔子学堂，学生主要来自泰国满星叠大同中学。他们是国民党93师残部的后裔，一个个眉清目秀，温文尔雅，一望而知，为华夏之后。一位从山西过来的教师给他们讲授《论语》，教练武术。他对我说，在他的晚年，能够到这里教上这些学生，是莫大的安慰。学堂还收留了两个当地老挝贫苦家庭的孩子，免费教育。

　　崇善寺源自山西大乘佛教，僧人们曾经到美斯乐弘法。一位曾经在毒枭集团里当头目的原国民党军官对他们说：“只要我的两个儿子能回到中国去，在那边学习，生活下来，我就无所求了。”

　　在境外同胞的心目中，中国永远是一块神圣净土。

　　临行前，我在崇善寺举办讲座《东方的魅力》，听众主要是孔子学堂的学生、僧侣，唐人街上的商人，以及湄公河学院的师生。

　　我讲了三个论点：

　　一是冯友兰先生的“有古有今”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余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世界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二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契约”。

　　西方人认为契约这个概念，出于卢梭《契约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东方人则无。费孝通先生创立中国社会学，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其实，中国人在自己熟悉的乡土自有一种信用和精神。比如借东西要还，交换要公平等。在店铺里取走货物，会留下相应的钱数。

　　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心和道德上的，不必写在纸上。相反，只有写在纸上的契约，而在人的本质上没有这种道德，则反而成为人们纠葛的争端。乡土契约，是我们东方的一种人格，一种大美。

　　三是提倡“阅读兴邦”，我以为“学经不如学史，学史不如学诗”。中国古人最丰富最完整的思想是包含在形象思维里的。

　　中国古文对于逻辑的阐述是不利的，“经”最容易产生多义性，所以现代人可以乱讲《论语》。

　　中国的“史”多是小故事，里面有人品，有精神气节，可以读。但史也是被帝王规定的，所以有夸张，有宣扬忠君的功能，不利于人性的自由发展。

　　中国最好的文化是诗歌。因为诗歌不进入八股考场。诗歌主要显示才情，没有个性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诗歌也不必接受审批，是靠自然流传的。用现在的话讲是“被出名”，所以它的人本价值是永恒的。

　　讲座使人们俱感欣慰。大同中学的教师邀请我到满星叠去讲学。

　　东方的魅力，中国的儒道释在这片土地上施加过主流的影响。人民尔雅温和，受小乘佛教教化，仰慕中华道义。所见细节，往往令我百感交集。

　　一个傍晚，谭院长带我去看缅甸村，那里集居着到特区来务工的缅甸人，他们举家而来，在一个被指定的地点自搭房屋，十分贫穷，但房屋周围都种上花。村子的中心搭有一个简朴的寺庙。其实就是一个开放的木板棚，铺了木地板，三面墙，中间是佛，旁边是昂山将军。每天用鲜花供养。

　　孩子们在这片木地板上玩耍。当我走上去时，一个女孩笑着阻止我，指着我的鞋。我忙把鞋脱了，赤脚进入这寺庙。虽然简陋，但规矩与大寺庙是一样的。

　　孩子们在地板上跳缅甸舞，其中有很出色的表演者。他们喜欢进入镜头，抢着观看摄像机。

　　在村里小店我买了一些零食给这些孩子。他们欢呼着跑散了。当我们开着“老爷车”缓缓绕过这个村落时，坐在房子前面的一家人向我们招手微笑。原来，一家人正在品尝那一包零食。

　　谭院长叹息道，这里的孩子从小懂得与家人分享，强于中国的独生子女。他很想为这些孩子开办一所小学。

　　回程时，我们在清莱逗留，参观著名的白庙，一个在蓝天下呈现的洁白雕塑群。刚刚发生的地震使它受损。我们去的时候，众多的信徒正在那里效力，他们用手工涂抹白漆，恢复它的面貌。

　　谭院长概括道：“一道白色的闪电打入灵魂。”

　　清莱街上，处处供奉佛像，各家匠心独具。这是店家最美的艺术陈设。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小铺面前，有一尊优美的观音像，前设一只大水缸，水中的睡莲在开放，像一个微缩的景观，令人惊叹信徒的想象力。

　　在店铺里做工的少女都谦和纯朴，形象窈窕，常常令我有“观音似少女，少女似观音”之幻觉。看来观音已成为她们的审美典范。

　　谭院长对于云南各民族的特征极其熟悉。在我看来，都是一样晒得红扑扑的壮实的脸蛋，他却立刻认出是傈僳族还是哈尼族、傣族。

　　一交谈，果然就是。

　　哈尼族在泰国人称“阿卡”。拉祜族到了那里称为“裸黑”。

　　这个铺子是她们进城时集中的地点，路边有她们的汽车停靠。女老板卖的货物就是她们的手工。她们的先人都从中国过来，在泰国这是第二代、第三代了。这群人依然还是生活在自己的族群与风俗中。

　　问她们：怎么会说中国话的？

　　她们说，有一位台湾老师，到村子里去教。因为是中国人，就要学会中国话。

　　中文在泰国很普及。我向一个中学生问路，她马上叫来一个男孩，那男孩用娴熟的中文和我对话。原来，在泰国的中学里都有中文班。男孩就是中文班的。

　　华人的店铺到处可见，中文的广告牌和泰国文字并列。

　　我们逛集市时，根据口音，根据挂在店铺里的照片，谭院长认出了李弥部队的师长雷雨田、腾冲警察头子陈茂修等。他们的后裔已经融入当地，在那里摆水果摊，或卖茶叶，但依然铭记先人。

　　有一伙被历史遗忘，在国共战争中被遗弃的老兵，聚集生存在这里。

　　而在泰国美斯乐，走进村子，就可以看见醒目的大字：“我们是中国人”。

　　民族危难，国共争端，使这些同胞们永远地滞留异乡，失去刻骨铭心的中国籍。

　　百年苍黄，他们是永远伤痛的中国魂。

　　（张曼菱，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天津作协做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北大回忆》；回忆录《中国布衣》；评论集《张曼菱点评〈红楼梦〉》；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