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

　　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由国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国民传统(national tradition)、国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例如F. Hertz, Nationalit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1946. chap.I．esp.p．18)。传统与一个民族的过去相连，利益与一个民族的现在相关，而“国民使命”则与一个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国民使命”这一理念，对一个民族在认识自己民族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在寻找自己民族将来的奋斗目标时，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非常强大。因而，当讨论近代日本“国民使命”时，我们不得不在考察国民传统和国民利益的同时来分析“使命”观的意识形态上的构造，以及它的机能或者它的历史变迁。对于这一课题，完全可以针对以上提出的各个方面从正面来进行论述，但是，我却想避开这种从正面来进行讨论的做法。在本稿中，我将采用紧扣“国民使命”观这一主题，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问题的方法，想对近代日本的“使命”观的特质加以若干考察。

　　非常笼统地来看，亚洲的近代可以说是因近代欧洲的侵略而开始的。18、19世纪，西方诸列强的殖民地争夺战，其结果是将欧洲以外的世界——无论其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纳入了欧洲这个世界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是被欧洲强制性地拉入到欧洲世界中去的。所谓亚洲的近代，讲得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欧洲近代的一个反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这么说，亚洲的近代化即是近代西方逻辑在全世界被不断贯彻过程中的一环。反过来说，亚洲成为欧洲殖民地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近代西方逻辑被贯彻这一史实。不管怎么说，亚洲的近代，不外乎是亚洲不断地失去自我的时代。

　　然而，在这样的亚洲近代史中，形成了一个唯一的例外，不用说，这就是日本。明治以后的历史，显示了我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完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我国，才从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危机中逃脱了出来，并且，虽然较欧洲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以一个近代国家的形象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登场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也就成了亚洲唯一的一个近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