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亚信峰会正在中国举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随意行走，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这里与纽约、伦敦的区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都市里成长的一代人对这种变化更有切肤之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进步，也必须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们写下的关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诱惑与抗拒并存的态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从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产生焦虑和困惑，其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有许多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与会，如周嘉宁、小白、路内、蔡骏、甫跃辉、黄昱宁……他们不只属于“文学圈”，在图书市场上也很受欢迎，尤其受青年读者的青睐。这大概因为他们的写作视野广阔，笔下的都市经验更能引起共鸣。记得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中国写城市就看你们的了”，这话当然有戏谑，想想也不无道理。破解城市文学之困，真的要看这一代作家的表现了。

　　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

　　查阅这些青年作家的履历，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一边写小说，一边翻译别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变成了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迷走·神经》的BTR，同时翻译了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周嘉宁除了写小说，还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写在身体上》和米兰达·裘丽的小说《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胡桑除创作诗集《赋形者》等，还翻译了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等。写《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时也出版了《穷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译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几种外语，他在发言中从“小说”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的词根讲起，谈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小说传统。

　　这么多的作家，既能写小说，又能翻译小说，他们可以站在“世界”上写作，这的确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现象。所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他们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写作群体”，并相信“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现提供很多创新因素”。李敬泽说，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城市，它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对城市、国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觉的认识。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语、视野开阔、感觉敏锐，这是在上海写作的独特优势。他们能为都市经验的表达寻求新的可能，能为中国文学带来创新元素。

　　既是作家又是译者，翻译别人的作品同时会影响自己的创作。BTR以自己的经验讲述了翻译对创作的影响。他认为，翻译是很好的语言练习，译者要费心思找到恰当的对应的词语和句子，还得细读原著，掌握它的语言风格。原著的风格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创作，比如节奏的掌握、语感的契合。但在翻译和写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作家莉迪娅·戴维斯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写小说时就不会写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而更偏爱短句子。

　　黄昱宁更多时候是在做翻译，也写随笔，目前她已经翻译了近10部作品。她说，“将原文转化为中文的过程，既不断刺激我在创作中的表达欲，有时候也会抑制我的表达欲，这两种互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个更强大，还是势均力敌，这常常构成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好的文本接触太多以后，我会觉得写下什么都是错”。脱离开自己的写作，她认为翻译文学应该比原创文学“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创文学的发展。

　　作为译者，他们把世界文学带给读者；身为作者，他们融化这些资源，写下自己的作品。评论家木叶说，创作本身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所喜欢的大师和经典文本都无法替代你的哀愁、疯狂与痛苦。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一个优秀的作家，最好能够把自己的时代翻译出来，把内心那些幽微的声音翻译出来，再简单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高尚与龌龊、勇敢与懦弱都翻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