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是与我国多民族“接触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我国西北、西南、华南、中南、东北、华北及台湾等地形成了广泛的多民族“接触区”，多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在这些多民族“接触区”碰撞、交融，并深刻反映在多民族的文学文本中。这些文本书写着我国多民族的“接触”生活经验，体现了多民族话语的相互交织，也决定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着力点。

　　文学文本的“接触语言”

　　“接触区域”文学研究是由“接触语言学”生发的一个概念。“接触语言”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一种语言是单一的、纯粹的、没有混合的，这就决定了文学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接触语”。现阶段，我国文学文本的接触语言研究应该着力关注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在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呈现。

　　结合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应当着重观照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文本中的外来语、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转用、语言转换等混合语与语言保持、语言消亡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中，这些接触语言现象是很普遍的。例如，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和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大量嵌入“阿帕”、“乃孜尔”、“阿囊”、“泡克”、“白卡尔”等维吾尔语词，张贤亮的《绿化树》等作品出现 “伊不利斯”、“卡费勒”、“杜斯曼”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等作品存在大量的 “期巴尔”、“阿塔”、“加合斯嘛，阿合撒哈勒”等哈萨克语词，昌耀诗歌中出现 “扎麻什克”、“丹噶尔”、“老阿娅”等藏语词。这样，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中便呈现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交织的现象，使得多民族话语交织实际上成为文学的一种“修辞”方式，以富于蕴藉的有意味形式突出表征不同民族间的复杂情感与话语关系。

　　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中的多民族话语交织与其接触语言现象关系密切。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中的接触语言研究实际构成文本多民族话语交织研究的前提，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文学文本的多民族话语交织研究实际是把特定文学文本中的接触语言研究推进到多民族话语的实践层面。然而，即使有这样研究侧重点的区分，两者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共同构成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文本的语言接触研究。

　　文学文本的文化间性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多民族话语交织是通过多民族文化个性的接触和交往实现的。在这种接触和交往过程中，人物的单一民族主体性往往在接触和交往过程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变异和拆解，在自觉不自觉中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个性的过程中变得丰富多样，实现由“小我”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同向“大我”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趋向。

　　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主体间性还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写作姿态上。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的创作主体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多民族接触区的“原住民”，比如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一类是在我国多民族接触区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乡人，比如王蒙、张贤亮、昌耀等。他们都是“文化夹居者”，虽然在接受不同民族文化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身都具有多民族的主体间性，这成为其创作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文本的切实生命体验和厚实根基。所以，我国当代多民族“接触区域”文学研究必须重点关注作家的自我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意识间的差异，关注文本的复杂话语结构与创作主体写作姿态之间呈现的复杂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