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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材的“国别化”问题探讨
2016年02月23日 08:30 来源:《世界汉语教学》第29卷2015年第4期 作者:李泉 字号

内容摘要:近年提出的教材“国别化”的理念和导向不符合教材编写多元化原则,多元化才是第二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常态。现有教材“国别化”的理据并不充分,教材编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的观点值得质疑。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材;教材的针对性;教材国别化;国别型教材

作者简介:

  近年提出的教材“国别化”的理念和导向不符合教材编写多元化原则,多元化才是第二语言教学和教材编写的常态。现有教材“国别化”的理据并不充分,教材编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的观点值得质疑。国际汉语教材编写应体现汉语汉字的特点及其教学规律,国别型教材的内容应主要贴近“中国故事”、适当贴近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有限贴近“外国故事”。“国别化”与“国别型”虽一字之差,但内涵相去甚远。不必高估国别型教材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某些优势并非唾手可得;不必低估通用型教材的作用和价值,它的某些弱势并非那么严重。教材编写与研究应秉持多元化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汉语母语国应更多地研究和编写有创新示范意义的各类通用型教材,国别型教材主要应由有关国家自己去编写。 

 

  作者简介: 

  李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 

  相关信息: 

  本项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专题成果(项目名称: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理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3030254)。本文在第四届汉语国别化教材国际研讨会(重庆大学,2015523-24)上做过大会主题发言,《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引言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汉语热”持续升温,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实施了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重大转变,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许琳,2007)。这样一些转变,以及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的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海外各国学习汉语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学习目标和需求的多元化,缺乏教材或缺少合适的教材便成为海外汉语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面向海外的教材编写问题或者说教材的国别化问题受到了广泛重视,发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如赵金铭(200920102014a)、顾安达等(2009)、狄国伟(2013)、郭熙(2013)、吴应辉(2013)、周小兵等(2013)等等,广泛探讨了教学环境及海外汉语教学的多样性与汉语教材编写、海外汉语教材的现状与需求、汉语教材本土化的问题与对策等问题。迄今以“国别化”名义召开的汉语教材研讨会已有四次,进一步促进了“国别化”汉语教材的编写研究。 

  不仅如此,教材的编写和研究是国际汉语教学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作,教材国别化问题涉及教材编写乃至学科理论建设与教学实践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汉语教材编写的根本问题与关键因素、新形势下国际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类型与体系、教材编写与汉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海外汉语教学的多样性及对教材编写的要求、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共性与个性及教材编写的异同、汉语教材本土化的内涵与表现,海外汉语教材中“中国故事和文化”与“外国故事和文化”的兼顾与比例,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汉语国际化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等问题,更直接关乎汉语教材编写的架构和内容取向,特别是面向海外编写的汉语教材的质量和效用,很值得探讨。当然,值得讨论的问题还包括教材“国别化”的背景、理据、内涵、途径及定位,等等。 

  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教材“国别化”观念的由来、教材“国别化”的理据、教材编写“三贴近”(贴近外国人的思维、生活和习惯)问题、“国别化”“国别型”与“通用型”的比较及各自的地位与功用,“国别化”提法和导向的适当性与可行性,同时涉及“国别型”教材的实质问题、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趋势及国际“分工”等相关问题。 

   教材“国别化”观念的由来 

  2.1 基于“通用型”缺乏针对性而提出编写国别教材 

  事实上,至少20年前就有国内学者针对海外缺少教材而当时国内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主要是通用型,缺乏对使用对象的深入了解和对使用环境的关照,于是,呼吁加强国别和语别的教材编写,以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例如,任远(1995)指出:现有教材基本都是没有国别、语种针对性的“通用式”,而“单凭一种译文远远无法对付国别、民族、文化、心理等差异所造成的特殊性。”同样是英语,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印度、巴基斯坦等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学生,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同一部英译的课本到底是针对谁的呢?”为此,文章指出,“编写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新一代’基础汉语教材,确是当务之急。”杨庆华(1995)也指出,“现有教材几乎都是通用式教材。这种状况,难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母语、不同学习环境的学习者的不同要求。”吕必松在谈到教材问题时指出:专门针对国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编写的教材很少,大部分教材对国外不适用(《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1998)。海外学者也指出国内编写的一些教材不适合国外的情况。例如,澳大利亚的徐家祯(1997)就表示:大陆编写的课本跟海外大部分大学的学时安排不适应。课文中适当包括重要而有用的中国地名是允许的,但如果出现很多对海外学生来说不重要的地名就不恰当了,如“中关村、王府井”这类的地名以及玛丽、安娜这类“毫无意义”的外国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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