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徐鹏飞/图

　　对于学者来说，既然选择从事学术就要坐得住冷板凳，但从古籍整理的整体而言，没有合理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很难推动工作取得实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文化建设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就古籍整理工作而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续修四库全书》、《剑南诗稿校注》等的校点、编纂、出版，大部分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品力作。

　　但是，近些年来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集中表现为，组织国家级大型高水平古籍整理项目乏力，缺乏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学术带头人，以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而又有扎实学术根底的中青年学者特别匮乏。

　　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可以对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加以观察。一个本科生考取了古文献或相关专业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史、中国哲学史等专业的硕士生，甚至进而成为博士生，毕业后就是具有古籍整理基础的人才了。毕业后，走上专业岗位，如担任教师或在科研院所、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工作，大多会被单位安排参加在研的集体项目。一忙数年，项目结束，又过数年，项目成果才得以出版。然而，在职称晋升等关乎职业发展的评选上，无论项目分、成果分、获奖分，都是“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才算，排到自己，所得分数约等于“0”。再对照一下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同事，凡不参加集体项目的，又发文章又出书，大干快上，很快成为“青年学术带头人”，成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由此可见，对于青年同志而言，虽然参加的集体项目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国家重点项目，但确确实实成了“痛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