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军衔。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

　　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策划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自2014 年3 月3 日起在《参考消息》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文章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文中简称记者）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 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 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后来，“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名单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如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子壮、陈沆……然而大家对他们知之甚少。第二份名单上的人有吴敬梓、蒲松龄、洪昇、袁世凯等，这些人赫赫有名，却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最能说明清朝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 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王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