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社会学研究的五大热点

　　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所共同使用的重要概念,也正在形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有研究指出,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政府、宗教、企业或家庭等可以凭借“管理”而形成生活共同体的秩序化过程,但在一个日益分化而复杂的社会,上述社会实体难以仅凭“管理”完成“有序化”过程。所以,“社会管理”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中期的制度尝试,其合理性正在被后工业化所消解。

　　有研究发现:为使单位制解体之后的“社会”既富有活力又降低其运行成本,中国不仅创新出了“社会管理”这一概念而且还发展出一整套的“管理实践”,不管是对小区的划片整治,还是对“网格化”生活共同体的信息收集,还是对“城市信息中枢”的组建,都是以“行政管理”代替了原有的单位管理,或重新赋予居委会或社区以行政职能,承担其有序化社会的职责,并基于政府的无限理性、无限责任与无限能力假设而设计出了“管理实践”。因为是无限理性,所以假设政府做出的所有决策皆正确;因为是无限责任,所以假设政府应担当所有职责;因为有无限能力,所以依仗政府解决所有问题。于是出现矛盾双方舍弃与对方的协商与谈判而专找政府的局面,形成愈演愈烈的“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博弈,使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开始反思社会管理的合理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社会治理引入秩序化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始在政府的“有限理性”“有限责任”“有限能力”下设计“多元共治”的创新思路,一方面继承社会管理时期的合理经验,另外一方面坚决厘清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力图赋予社会以自我化解冲突的能力,坚决消除那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矛盾格局,建立新的矛盾终结机制,更为重视源头治理。正如学术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社会治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仅仅以社会治理的概念替换了社会管理而显示“改进”的做法,是一种浮躁的学术作假;空有治理的概念,却无“治理”之内容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庸俗的行政搪塞。这两者,是未来力戒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