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谢莉娟（1983-），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东（1962-），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市场流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零售不是对流通和零售本质的颠覆，其核心在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适应新技术时代供求矛盾变化为诉求的流通效率突破。数字化零售具有洞察消费需要、促进供需匹配和联动再生产资源配置的潜在机制，是应对消费升级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大势所趋，但在资本逻辑下也存在内生缺陷。中国零售业既要依托数字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要防范拜物教意识陷阱和科技异化，警惕平台化垄断和数字化泡沫，并依托流通技术创新和完善国内市场，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剥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字经济；零售业发展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品交易形式选择与商业资本的形成机制研究”（17BJY226）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一场颠覆性变革，其影响力广泛渗透至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随着“新零售”成为全世界备受关注的高频热词，还由此衍生出了智慧零售、无界零售、无人零售、智能零售、社群经济、平台经济等一系列的概念争鸣，并进一步关联到新制造、新经济等关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创新的重大经济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首次使用“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等关键词①。在由数字经济催生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结构升级中，中国零售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尤为突出。秉持由案例到理论或者由理论到政策的不同出发点，近期关于数字化零售的学术探讨也更加深入到本质和机制层面②，但总体而言还缺乏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系统阐释。

　　虽然数字化零售具有促进流通效率提升以及带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塑的潜在作用机制，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仍然从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并服务于以价值增殖和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动机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科学认识其本质和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既要充分看到新技术对于进一步提升流通效率和激发经济发展潜能的重大价值，也要看清其在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下难以回避的内生缺陷，自觉防范资本主义拜物教意识陷阱和数字化、平台化垄断，以辩证的、积极扬弃的态度应对其未来发展。

　　一、零售活动的源起及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本质

　　零售是人类社会交换关系发展中最古老的贸易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当贸易只限于零售交易的时候，贸易的形式是原始的、粗糙的。”③源起于人类氏族部落共同体之间的偶然物物交换及其向原始共同体内部的渗透，已经表现出最原始的零售贸易雏形，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物交换向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艰难发育④。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和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W-G-W’），人们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动因与自然经济时期有较大的相似性，最终目的仍在于通过生产或交换获得使用价值，表现为“朴素理性主导”⑤的经济活动动因，即交换的目的在于“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⑥。但简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存在为“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以及“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商人资本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零售活动经由商人之手的规模也会逐步加大。由于商人集中“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卖行为“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因而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包括零售商业在内的商人资本的存在和一定的发展，“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⑦，推动着以使用价值为动因的简单商品流通愈发转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流通形式（G-W-G’）；或者说，“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⑧。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商业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流通形式才会得到极大发展，不只是产品经由商业而进入流通的规模越来越高，而且随着生产者自身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流通成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和过渡阶段，商业资本由“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逐步表现为被产业资本支配的“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⑩。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不断提高流通社会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11)。零售活动普遍地融入以价值增殖为特征的资本流通过程，零售商业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执行社会化销售职能，尤其是在批发商业日益发展和物流社会化的基础上，零售活动还可以借此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在远方乃至世界市场中推动着资本不断突破“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2)。然而，由于流通本身被资本支配，仍然无法克服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甚至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越是发展，越有可能因资本增殖驱动而加深剩余价值实现的难题和周期性经济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零售业发展难免孕育着矛盾。一方面，零售资本的周转除了受生产时间和再生产消费的限制以外，“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13)，并且“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14)，因而零售推动价值实现的流通机能必须以市场对使用价值的真实需要和消费速度为限度。作为关乎商品价值最终实现的最后一道“惊险的跳跃”(15)，零售商业必须在传递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密切关注消费的需要，并作为流通渠道中唯一的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环节最先发挥市场预警作用。另一方面，提升流通效率和周转速度的根本归宿在于降低流通时间对再生产过程的消极制约，无论是营销技能的提高还是商业技术的进步，虽然表现为更好地为消费服务并促进供需敏捷匹配，但由于零售商业本身从属于资本流通过程，在根本动机上仍难以避免价值增殖的资本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促使商人资本的增加，而且“随着商人资本容易挤进零售商业”(16)，过剩的不执行职能的游离资本越来越在零售商业出现，并通过批发商业而不断放大虚假的需求，当商品的连续买卖“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而仍然积压在转卖者手中时，却使资本主义生产者只看到连续性的表象，“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17)，商人资本不仅自身超出再生产过程的界限，而且“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18)，随着市场扩大而加剧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深由资本的本性所内生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

　　总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零售是推动生产和消费有机衔接并且影响社会生产价值再分配的不可或缺的流通环节，是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只要存在交换就必然具有的最基本的贸易形态。尽管人类从事零售活动最朴素的动机是物质产品的消费，即以不同于生产的交换的方式，在自身生产能力以外获取种类更加丰富的使用价值，但随着分工的深化和资本流通形式的一定发展，零售必然愈发面向交换价值而展开。尤其是在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的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中，零售过程虽然受限于使用价值的消费能力而不得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但从根本上仍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逻辑的深化，是在传递使用价值和推动资本增殖的双重意义上媒介供需的社会交换关系，加速再生产循环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加剧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