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出现了一些较为激烈的突发性事件，这其中，受伤害的不仅仅是群众，还包括基层干部。在这种形势下，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就显得尤为必要。我认为，理论学术界尤其需要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复杂性的基本表现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更容易混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入了经济建设，社会各阶层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基于阶级身份划定的敌我矛盾已经不存在。但是，极少数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的人和思想仍然存在，而且不容易为干部群众识别。少数干部出于种种原因，甚至不愿意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矛盾。

　　二是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之间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相互转化。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在根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利益分化的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有的利益主体甚至更加倾向于采用对抗性方法进行利益博弈。一旦博弈破裂，非对抗性矛盾就很有可能走向对抗性矛盾。这典型地表现在近些年来某些征地拆迁事件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部分农民往往采用对抗而非协商的手段谋求更多的补偿款；一些开发商为了压低征迁成本运用灰色暴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工程进度采取断水、断电等强硬措施。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大事”和“小事”变得难以区分。一般而言，政府的科层体系只适合办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难以解决的“大事”，诸如民事纠纷这样的具有特殊性的且容易解决的“小事”，只适合通过社区自治进行处理。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主要依赖于基层干部，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少数真正通过信访等渠道进入科层体系的社会矛盾，都是基层无法化解的“大事”。“重心在基层、科层体系作补充”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本身就是一套区分事情轻重缓急的机制。然而，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机制主要依赖于信访部门。科层体系不可能对所有矛盾都加以甄别，区分出“大事”、“小事”，正确回应群众诉求。

　　四是说服教育的方式和强制方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容易混淆。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和个别干部仍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惯于采用行政命令乃至专政工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导致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发展。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迫于舆论压力，不敢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城管、警察等执法行为受到舆论的广泛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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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